中国工业制度体系变迁、市场结构与工业经济增长

中国工业制度体系变迁、市场结构与工业经济增长

　一、工业制度体系变迁与TFP计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经济学家依据制度-经济增长理论对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计量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方法就是Daniel  Kaufmann、Aart  Kraay和Pablo  Zoiodo-Lobaton（2002）所采取的残差分析方法。该方法认为，（1）技术以及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所引起的绩效的变化都是制度变化引致的结果；（2）在劳动力、资本投入总量相对外生的环境中，通过估计生产函数所计算出来的残值或全要素生产率（TFP）反映了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大小；（3）在计算出残值（或TFP）之后，可以建立具体的制度变量模型，分析出它与设定的具体制度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而能够反映不同制度变化的作用。我们采用该方法来研究中国工业制度变迁的经济绩效。我们首先建立工业经济生产函数Y=Ae[λt]K[α]L[β]，对该方程取对数得：LnY=LnAO+λt+αLnK+βLn1+u将1978～2001年区间的工业资本存量（K）、劳动力量（L）以及工业总产值（Y）带入方程计量，得到无规模约束函数：LnY=7.107+0.08t+0.04LnK+0.06LnK　（1）　  （3.502）  （0.22）  （0.198）  （0.213）R=0.998　Ad.R  Square=0.996　F=1655.748表1　制度变量与全要素生产率附图资料来源：前3项根据《统计年鉴2002》计算，后1项根据计量算出。正则化得到。α=0.4，β=0.6，由此建立残差方程：TFP（t）=exp[InY（t）-αINK（t）-βInL（t）]得到1978～2000年全要素生产率（TFP）。我们将与工业经济密切相关的制度变量界定为：市场化程度（MRL）、非国有化水平（NSOW）、开放程度（ORL），其分别定义如下：（1）市场化程度（MRL）。用投资的市场化指数表示，即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外资、自筹资金和其他投资”三项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来表示；（2）非国有化水平（NOSW）。用非国有经济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由于统计数据的限制，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来表示；（3）开放程度（ORL）。经济运行的外向化水平，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开放程度的通行指标是对外贸易比率，即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它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贸易和分工的程度（参见表1）。以制度变量为自变量，TFP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可得到方程：附图可以看到方程显著性很好，但DW过大，显然存在自相关问题，即制度变量之间并不是相互完全独立的，市场化程度、非国有化水平、开放程度是在相互作用中变迁的。我们可以采用零回归方法来解决估计，以考虑变量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其中k是零回归的参数对方程进行处理。表2是随着k值的不同，得到的不同回归系数和R方的估计值。表2　零回归k值和系数估计附图从表2可以看到当K=0.5时，各项系数相对稳定，由此得到新的回归方程（方程中QYS=TFP）附图从标准化方程可以看到，非国有化水平是引起TFP增长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对方程（2）与（4）进行对比，可以进一步得到非国有化水平不仅是TFP增长最为核心的因素之一，也是引起市场化和开放程度制度变化的原因之一。二、TFP变动趋势与所有制结构如果将1978～2001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与TFP增长率结合起来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1）TFP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呈现高度的正相关，TFP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之一；（2）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率和TFP增长率有两个波动周期，第一个波动周期是1978～1990年，其最高点在1984年，最低点在1990年；第二个波动期是1990～2000年，最高点是1992年，最低点是1999年。这种经济增长率和TFP增长率波动模式与我国工业制度改革的步伐是一致的：1984年工业体制改革在全国全面展开，承包制对于大中型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起到了核心作用。但是，承包制在制度上存在的先天性缺陷，使这种制度改革的边际收益逐渐递减，到1990年承包制的制度效应基本为负，使TFP转入最低点。1991年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目标的确定、1992年股份制企业改革全面推广以及推动乡镇集体企业的政策大规模出台等一系列制度改革提高了整体TFP增长率，其后，虽然国家在1995年出台了一系列大中型国有企业改革措施，推行了“抓大放小”以及国有企业战略性调整等措施，但是股份制改革的制度边际效应递减现象是十分明显的，因此，自1996年后，整体工业TFP急剧下降，1999年到达谷底。表3　国有工业和集体工业分阶段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状况附图注：各种生产要素产出弹性都为0.5工业企业的整体TFP增长率为什么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持续下降？制度变迁的边际效应逐步下降呢？这种计量结果与人们一般的感觉有很大的差异。因为1995年以来对国有企业所进行的改革力度是前所未有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抓大放小”以及其他国有企业战略性调整措施应当大幅度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继而提高整体工业经济效率。从表3的内容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工业企业整体TFP增长率20世纪90年代中期下降的最为直接的原因——TFP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1984年的改革使国有工业和集体工业的TFP增长率全面提升，到1988～1992年期间，国有企业的TFP却大幅下降使整体TFP增长率到1990到达谷底。1992～1996年集体企业很高的TFP增长率使整体工业的TFP增长率保持较高水平，但是该期间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之间的效率差距却已很大。1996～2001年，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TFP增长率同时急剧下降使整体TFP增长率到1999年陷入谷底。三、产业结构、市场结构与财务绩效结合上述这些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适当发展非国有经济是未来工业经济增长的核心之一，其方法很多。一是大幅度提高非国有经济的自我发展，推进各种非国有资本进入生产领域；二是加大“抓大放小”力度，强化中小国有企业改制，推进一部分国有企业民营化；三是强化国有股份制企业股权多元化，使非国有股权增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这些方法基本上是同时并举的，但是非国有经济比重的增加并没有遏止TFP增长率下降的趋势。其中的深层次原因需要我们进一步对中国不同产业的产权结构以及市场竞争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1》资料，用R代表重点企业年末生产能力与整个行业总产量之比，表示不同行业的市场结构。如果R＞1，表示重点企业的生产能力大于整个行业的产量，该行业产量过剩，其他企业的进入将使该行业的市场拥挤度以及过剩加剧。如果R＞1，表明该行

业给小企业留有一定的空间，或者说市场的拥挤程度较弱。从1998～2000年不同行业企业数量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在R＞1的行业中，除食品加工、食品制造以及纺织业等行业以外，其他很多行业的企业数量并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例如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以及电子设备行业。为什么出现了这种反常现象呢？我们结合各行业的所有制结构状况可以得到答案。根据1998～2000年企业数量和2000年不同行业所有制结构状况的数据，我们可以以企业数量近几年的增加状况为标准，将行业分成两组与相应的所有制结构进行回归分析，一是将企业数量减少的行业与该行业的国有经济比重进行回归；二是将企业数量增加的行业与非国有经济比重进行回归，得到下列两方程：附图经济比重）R=0.503　F=7.116这两个计量方程虽然并不十分显著，但它们仍可以表明，行业数量的变化与行业的所有制结构有密切关系——国有企业在主导行业中的撤退是这些行业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而非国有经济的扩展是这些行业企业数量扩张的主要原因。但是，由于回归是针对不同行业的，因此这种关系并不表明在同一行业中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相反这些关系反而反映了这样一个现象——国有经济比重很高的行业，行业企业数量减少率越高，新生的企业数量（一般为非国有经济）就越少；国有经济比重很低的行业，行业新生企业（一般为非国有经济）的数量越高，国有经济垄断的行业（煤炭采选业、木材及竹材采选业、石油天然气、石油加工、烟草加工等）企业数量的变化并没有带来非国有经济的进入。同时，我们结合各行业的市场竞争指数R的情况可以看到，在R＞1的行业中，除食品加工、食品制造以及纺织业以外，其他行业的企业数量并没有减少，反而增加。这表明：虽然很多行业已经出现了严重市场过度进入和过度拥挤的现象，但是，非国有经济企业仍然在不断的增加。这意味着存在这样一个“悖论”——在产权制度安排上更富有激励约束效率的非国有经济有“非”理性的投资冲动，不断地进入过度拥挤的行业。这种“非”理性我们可以用这些进入行业的财务指标进一步加以说明。对于近3年企业数量增加的行业，我们把特殊行业（如橡胶业、电子及通讯设备以及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剔除后，将其企业数量增长率（QYZZL）与行业工业成本费用率（GYCBLRL）进行回归，得到下列方程：附图该方程可以初步说明，这些行业企业数量的增加并不是这些行业的投资效益很高导致的，相反，在财务状况越差的行业，企业进入越多（当然，这不能说是行业财务指标的恶化导致了新企业的进入，因为可能的因果状况是过度进入导致行业财务指标的恶化）。在国有经济大幅度战略调整的同时，为什么非国有经济会大量进入没有财务效率以及市场过度进入的行业呢？答案不在于所有制结构，而在于以下几个方面：（1）很多财务指标很高的行业都被国有经济所垄断，而这些领域并没有向非国有经济开放；（2）随着民间资本的大量积累，以及金融投资的收益自1997年以来大幅度下降，使很多民间资本不得不过度地进入能够进入的原有产业领域，如服装、纺织以及电器等行业；（3）大量由地方政府支持和控制的集体企业在地方保护的作用下过度进入，并缺乏灵活的退出机制。事实上，正是上述的问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导致了中国近4年来宏观经济环境的恶化，其间最为明显的标志就是，由于非国有经济的投资空间急剧下降，投资的边际效应快速下降，投资收益由于市场的过度进入而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非国有经济投资增长率大幅度下降。结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工业TFP增长率下降的原因：在中国渐进性企业改革的进程中，产权制度的改革方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从20世纪80年代宏观产权制度改革逐步转向微观企业治理结构的改革。这体现在1995年以前强调非国有经济的增量改革，承认非国有经济的合法性，在税收和资金等方面大力扶持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以及外资企业的发展，使很多行业（特别是轻工业行业）大幅度地向非国有经济开放，增量改革也就体现出巨大的边际效应。1995年以后，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目标以及“国有企业战略性调整”策略的确立使改革的重心偏向了存量改革，搞活“大中型国有企业”成为战略性任务，存量调整是非国有经济增加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增量改革方面虽然依然受到重视，并出台了很多扶植性政策，但是非国有经济的市场空间并没有得到扩展，一些具有较好财务绩效的行业依然被国有经济所垄断，非国有经济可以进入的产业空间日渐饱和，非国有经济进一步进入原有行业的边际效应大幅度下降。同时由于体制性冲突、金融收益率下降以及宏观经济环境恶化等因素，非国有经济过度进入原有行业和“非理性投资”的现象出现了。该现象直接导致非国有经济的TFP增长率以及整体工业TFP增长率的下降。四、结论和建议结合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工业企业的TFP是决定工业经济增长核心因素，而决定工业企业TFP波动的核心因素之一是非国有经济的比重。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工业整体TFP增长率逐年下降，其中关键的原因之一是非国有企业的TFP下降。而非国有企业的TFP增长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非国有经济进入的行业以及相应的市场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出现了非国有资本过度市场进入和“非理性投资”的现象。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政策建议：（1）未来经济增长的核心以及提高整体TFP水平的关键在于加大国有企业改革力度并适当提高非国有经济的比重；（2）提高非国有经济比重的下一步政策措施的重点并不在于简单地肯定非国有经济的合理性以及提供各种税收资金的扶持，而是要为非国有经济提供进一步发展的产业空间；（3）提高非国有经济投资的产业空间的核心政策途径不应当只是在于对国有企业进行微观内部改制，通过“关、停、并、转”的方式减少国有中小企业的比重，通过股权多元化扩大非国有经济的比重，而且要将现有很多国有经济进行实质性垄断的行业向非国有资本进行全面开放，减少市场进入和退出的障碍，以改善市场竞争状况；（4）市场竞争的状况不能仅仅局限于对国有企业进行市场拆分和组建具有竞争性的国有企业集团，还必须大幅度开放市场，让非国有资本通过各种方式直接进入垄断性市场；（5）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以及企业内部产权结构的调整所取得的制度改革边际收益将会进一步大幅度下降，改革的思路应当在强化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以及集体企业内部产权体系改革等微观产权结构调整的同时注重宏观产权结构的调整。【参考文献】①Dani  Rodric，Arvind  Subramanian  and  Francesco  Trebbi（2002），“Institutions  Rule:the  Primacy  of  Institutions  over  Geography  and

  Integra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woking  paper9305.②Hall，Robert  E，and  Charles  I.Jones，“Why  Do  Some  Countries  Ploduce  So  Much  More  Output  Per  Worker  than  Others？”Quar-  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February1999，114（1），83-116.③Daniel  Kaufmann，Aart  Kraay，and  Pablo  Zoiodo-Lobaton  （2002），“Governance  Matters”World  Bank  Working  Paper.④杨小凯：《经济学原理》，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⑤戴维·梅斯：《经济计量学的应用》，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⑥沈坤荣：《体制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增长》，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⑦刘元春：《国有企业宏观效率论》，《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