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中国乡村学派初论——从费孝通林耀华先生百年诞辰谈起

人类学中国乡村学派初论——从费孝通林耀华先生百年诞辰谈起

人类学中国乡村学派初论——从费孝通林耀华先生百年诞辰谈起徐杰舜（广西民族大学汉民族研究中心，广西 南宁530006）摘要：从中国人类学乡村社会研究的路线图可以清晰地看到，从领军人物、成员（包括核心成员和一般成员）、代表作、理论贡献、学术范式及独特的研究风格上整体鸟瞰，乡村社会研究绝对是中国人类学的主流、主旋律，“中国乡村学派”，体现了中国人类学研究对象和范围的特征。关键词：人类学；中国乡村学派；乡村研究；乡土中国；费孝通；林耀华中图分类号：C91 - 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 - 723X（2010）06 - 0071 - 08人类学诞生已二百余年，传人中国也一百余年了。2010年，在我们纪念人类学的中国大师费孝通先生和林耀华先生百年诞辰之时，最有纪念意义和学术价值的事是什么呢？可能应该是讨论人类学中国学派的问题。这是因为中国人类学要真正走向世界，与国际学术界对接，应该看重创建被国际认可的“学派”，而非仅仅在著作和论文的数量上“做文章”。因为形成一个学派，要求人类学家在一个领域中不仅有几点“火花”，而且要形成“燎原之势”——在这个领域中要有成系列、成系统的研究，并在国际学术界得到认可、产生影响。世界人类学发展史告诉我们：开初的近百年人类学的中心～直在欧洲，执牛耳者大多是英、法及德国、奥地利的人类学家。直到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美国人博厄斯创立了历史文化学派，又称“批评学派”( CriticaISchool)或“历史批评学派”，因属于这一学派的其他代表人物，皆为美国学者，都出自博厄斯门下，故又称“博厄斯学派”或“美国历史学派”。这一学派主要盛行于1890年至1930年间，目前，历史学派虽已不复存在，存在的只是博厄斯个人的影响和他所培养的一批著名学者，以及这一学派所留下的著作和资料。但其观点和方法一直影响到当代美国人类学界，如心理学派、新进化论学派、象征人类学派、解释人类学派均出自美国学者之手，而执国际人类学之牛耳至今。当人类学在中国发展已一百多年之际，当（爱学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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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类学中国学派生长的文化土壤 西方人类学是在西方的文化土壤上生长出来的一棵学术之树，那么，要创建人类学的中国学派，就应该先探讨一下人类学中国学派生长的文化土壤是什么。乔先生《试说费孝通的历史功能论》中在分析历史与功能时曾说：费老在复出即七十岁后，越来越重视历史。他很感遗憾的是小时候没有受过“旧学”（爱学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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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lage Life in China)一书，以自己在中国农村的亲身经历和对中国农村的参与观察，对中国农村进行了精彩、生动的描述，他认为中国既已成为了“乡村”，那么把握了乡村自然就把握了中华文明。所以，明恩溥在该书中说：“中国乡村是这个帝国的缩影”。他在另一部以中国乡村生活为素材写成的著作《中国人德行》( 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更明确地指出：就像在农村比在城市更易于了解一个区域的地形图一样，在家庭中更易于了解人的德行。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城市住上十年，所获得的关于人民内部生活的知识，或许还不如在中国村庄住上十二个月得到的多。仅次于家庭，我们必须把村庄看做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单位。在“中国乡村是这个帝国的缩影”这种西方中国观的影响之下，年轻的西方人类学家们也把乡村作为理解中国的着眼点。荷兰籍汉学家、进化论人类学家高延(J．J．M. de Groot)1877年来到中国，目的原本是进行政务、商务考察，为殖民政府提供决策参考，但一到中国福建马上被当地的文化所吸引，放弃了原定的任务，深入厦门南蒲( Nanputt)寺一带作田野调查。他先后在厦门居住了十二年。1882年，他根据自己所收集到的厦门城乡民间仪式材料和文献材料，写成《厦门岁时记：中国人的民间信仰研究》。1892年，又写成《中国宗教系统》( 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 一书。由于古典进化论的影响，他把在近代中国所观察到的习俗、仪式和信仰解释为古代社会的“遗存”，但他所谓“古代社会”指的不是原始时代，而是指《礼记》的先秦时期。运用人类学对中国乡村进行人类学的研究大多起始于二十世纪初的一些教会学校或一些学校中的外籍教授，他们为指导学生实习，从事一些小规模的调查研究，如1917年清华学堂美籍教授狄德莫(C．G．Ditmer)指导学生在北京西郊调查195家居民的生活费用。严格意义上说，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教授、美国人葛学溥( DanielHarrison Kulp)是中国人类学以田野工作方法对乡村社区进行研究的最早的一位。他于1918-1923年指导学生在广东潮州调查有650人的凤凰村，1925年在美国出版了《华南农村生活》( 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The Sociology of Fam-ilysm，1925) 一书，该书从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中国汉民族社会，详细地记录了凤凰村的经济、家庭、宗教、教育、人口及社区组织的情况。此后在沪江大学美籍教授白克令(H．S．Bucklin)指导下，对当时上海的一个仅有360户人口的小乡村沈家行进行了调查，1924年8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中文版的《沈家行实况》一书。1922年，华洋义赈会救灾总会请马伦(C．B．malone)和戴乐尔(J．B．Tagler)教授指导九所大学的六十一个学生，分工调查直隶（今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等省二百四十个村，用县、村及家庭三种问题表调查，内容注重农民生活，于1924年出版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1922年，金陵大学美籍教授约翰·卜凯(J．L．Buck)指导学生在安徽芜湖附近调查一百零二个农场情况，特别注重田主及佃农的全年收入和支出。1923年又指导学生用详细问题表在直隶盐山县调查一百零五个农场的经济和社会状况，调查结果用英文出版了《中国农场经济》（Chinese Farm Economy 1930）。西方人类学家们对中国乡村的这些考察和研究，奠定了人类学中国学派研究的基础。2．中国学者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的研究也起始于乡村社会1925年，清华大学陈达教授指导学生在附近成府村调查91户家庭居民生活以及本校工人141人的生活状况。从此之后，乡村人类学社会学调查研究的活动逐渐盛行，出版的作品也逐渐增多。到1935年前后发展到了高峰。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二，一是北平社会调查所的调查研究活动。北平社会调查所的前身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社会调查部，由陶孟和、李景汉主持，于1926年2月接受美国纽约社会宗教研究院捐助的专款，供作社会调查费用。他们先后出版了二十余种书籍，主要有《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商务印书馆，1929年），此书是李景汉教授指导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实习调查的结果，内容包括北平西北郊甲屯、黑山扈、马连洼、东村四个村庄一百六十四户家庭的社会及经济状况。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首推李景汉主编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二是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研究活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南京中央研究院成立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由留美博士、曾任北京大学教授的陈翰笙担任。1929-1930年，社会科学研究所在陈翰笙、王寅生主持下，先后在江苏无锡、河北保定进行农村调查；薛暮桥等则对广西农村及上海宝山、河南、陕西等地进行调查，写出了一批调查报告，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的《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是其中的代表作。3．中国人类学家运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的研究始自乡村社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学术团队形成，其代表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吴文藻教授，也就是费先生和林先生的老师。吴文藻于1923年赴美留学，后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29年初回国，任教于燕京大学。吴先生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第一，寻找一种有效的理论构架；第二，用这种理论来指导研究中国国情的独立的科学人才。他在对西方许多社会学人类学派反复比较并深思熟虑之后，最终锁定了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人文区理论和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派的理论。1932年燕京大学聘请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派克( Robert Ezra Park)担任客座教授。派克燕大讲学期间，把社区研究的方法和参与观察的手段带到了中国。1935年吴文藻听从了派克的建议，邀请英国功能学派人类学创始人之一的拉德克利夫·布朗( Radcliff Brown)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讲学活动。布朗在燕大开设了“比较社会学”课程，并主持了“中国乡村社会学调查”讨论班。从此，开启了真正的人类学中的乡村调查和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费孝通与新婚夫人王同惠深入广西大瑶山，历经生死，完成了调查报告《花篮瑶社会组织》；林耀华回福建，进村入寨撰写了硕士论文《义序的宗族研究》。他们的人类学研究生涯都是从乡村社会开始。所不同的是费先生的乡村研究是从中国少数民族的乡村社会始，林先生的乡村研究是从中国汉族的乡村社会始。此后，费先生到英国留学，师从马林诺夫斯基，撰写了《江村经济》为名的博士论文，林先生到美国留学，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撰写了《金翼》一书。可见，费、林两位先生，虽分别留学英美，但君子所见略同，他们的论文也都是以中国乡村社会（爱学吧网 www.ixbw.com）为研究对象。几乎与费、林同时，中国其他一些人类学家如杨庆堃考察了山东的集市，写出了《山东的集市系统》；徐雍舜和黄石对河北农村、农民进行了调查，分别写出了《河北农村社区的诉讼》和《河北农民的风俗》；廖泰初写出了《变动中的中国农村教育》；李有义写出了《山西的土地制度》等。可见，中国人类学兴起之时，乡村研究就成了中国人类学研究的主旋律。4．人类学在中国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就建构在乡村社会这块土地上二十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是人类学在中国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大部分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机构和高校都内迁到西部和西南地区。而在大后方从事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活动的主要有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进行的农村和工厂调查，华西大学进行的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研究等，其成果主要有费孝通的《禄村农田》，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和《玉村的农业与商业》，田汝康的《摆夷的摆》（又名《芒市边民的摆》），史国衡的《昆厂劳工》，许烺光的《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等著作。此外，费先生在1948年出版的《乡土中国》和《生育制度》等著作中，提出了著名的以“己”为中心的“差序格局”理论，对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英文版首次面世的林先生的《金翼》( The Golden Wing)，成为当时学术界研究中国家族制度的典范之作。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类学迎来的第一个学术发展高峰是建构在乡村社会这块坚实的土地上的。5．人类学在中国发展的第二个高峰仍然建构在乡村社会“希望的田野上”海啸之后，终于迎来了风平浪静的日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类学重建后，迎来了第二个发展高峰。这期间的重要代表作是费孝通的《行行重行行》。这是费孝通先生从1981年东山再起以后一直到1991年约十年间研究乡村社会小城镇问题的文集，是对乡村社会社区研究方法的新开拓。还有从不同角度进行乡村研究的代表作品，主要有：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庄孔韶的《银翅》，阎云翔的《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庄英章的《林圯埔——一个台湾市镇的社会经济发展史》；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潘维的《农民与市场——中国基层政权与乡镇企业》；王铭铭的《溪村家族——社区史、仪式与地方政治》；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阎云翔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 - 1999）》；徐杰舜和罗树杰的《南乡春色——一个壮族乡的社会文化变迁》；潘年英的“人类学笔行系列”丛书《故乡信札》，《木楼人家》，《伤心篱笆》；翁乃群的《南昆八村：南昆铁路建设与沿线村落社会文化变迁》；应星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吴毅的《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二十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和《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刘晓春的《仪式与象征的秩序——一个客家村落的历史、权力与记忆》；刘朝晖的《超越乡土社会——一个侨乡村落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结构》；孙兆霞的《屯堡乡民社会》。凡此等等，展现了中国人类学在“希望的田野”上丰收的景象。6．中国人类学对早期乡村社会研究的追踪回访也收获在“希望的田野”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费先生多次重访了自己的田野调查点，写下了《三访江村》等文章。老一辈人类学家的回访再研究，启发了年轻一代的人类学学者庄孔韶教授，他开始把回访老一辈人类学家的调查点的想法付诸行动。经过庄孔韶等新一代人类学学者多年的努力，第一批回访的研究成果《时空穿行——中国乡村人类学世纪回访》结集出版，为中国人类学的乡村社会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模式。回访学者从人类学的视角，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记录和展示了林耀华、杨懋春、葛学溥、许烺光、杨庆堃、波特夫妇、满铁调查者和杜赞奇等所研究过的八个著名田野点的社会文化变迁。通过回访再研究，兰林友发现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杜赞奇访问过的华北，是以多姓村为主的地区，宗族的外在物化标志很少，而且还有“同姓不同宗”的情况，是一种“残缺宗族”；周大呜论述了葛学溥访问过的广东凤凰村已走上乡村都市化的轨道；覃德清挖掘出来了波特夫妇访问过的广东茶山镇的茶山文化底蕴；阮云星针对林耀华的福建义序回访中的宗姓群体问题，尝试以社会结构变迁的宗族论来把握和阐释义序的宗族变迁；孙庆忠在杨庆垄曾经调研过的广东南景看到了“传统农民的终结”；潘守永在山东台头从多个层面列举宗族控制势力与宗族间的矛盾回应杨懋春的早期结论，即中国乡村研究存在的两大关系，一是家庭关系，二是村落关系；张华志、段伟菊在许娘光教授的田野调查点云南西镇，了解到西镇人的族群认同，呈现出实际利益和不同场景下的“双重认同”。以林先生的大弟子庄孑L韶代表年轻一代人类学家们在对中国乡村社会田野点的回访研究中，为乡村人类学的研究界定了两层含义：一是指实际上的乡民和乡村社会( peasant society)的研究(不是指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农业经营者farm-er)；二是指中国本土乡村社会特定的回访与再研究( revisiting study)的学术检视．并强调指出，多元化视角研究的发展，对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此后，回访与再研究的学术成果不断问世，主要有周大鸣对广东凤凰村的《凤凰村的追踪研．究》；段伟菊对云南西镇的研究《大树底下同乘凉——（祖荫下）重访与西镇人族群认同的变迁》；潘守永对山东台头村的研究《“一个中国的村庄”的跨时空对话——“抬头”重访》；阮云星对福建义序的研究《义序调查的学术心路》；美国学者黄宗智等人利用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简称满铁）1940—1942年在河北、山东六个村庄的调查资料（六卷本《中国农村贯行调查》，分别对中国的小农经济和农业生产技术的变化做了研究报告。兰林友对照满铁资料，考察了黄宗智和杜赞奇利用满铁资料做过研究的华北六个村落，并以后夏寨为主要田野调查点，撰写了《庙无寻处：华北满铁调查村落的人类学再研究》。在对费孝通的禄村，许烺光的喜洲，田汝康的那目寨进行再研究中，张宏明的《土地象征——禄村的再研究》，把费先生《禄村农田》中的两条主线——土地制度以及消遣经济背后的公共仪式置于明清以来的社会变迁进程中加以考察，透露出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的变化；梁永佳的《地域等级——一个大理村镇的仪式与文化》，从“非”喜洲看喜洲，深化了许烺光先生《祖荫之下》对喜洲的理解，展现了该地地域崇拜现象的等级结构；褚建芳的《人神之间——云南芒市一个傣族村寨的仪式、生活、经济伦理与等级秩序》，对云南德宏一个傣族村寨的仪式生活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考察，分析了傣族社会文化的经济伦理和等级秩序。有价值的是回访研究，不仅打通了新老人类学者之间对中国乡村社会进行跨时空对话的路径，使得田野点的学术生命得以延伸，还进一步夯实了中国人类学乡村研究的基础，大大扩大了中国人类学乡村研究的学术平台，强化了中国人类学以乡村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主旋律。美国学者杜赞奇在《地方世界：现代中国的乡土诗学与政治》一文中曾说过：对于“家乡”或“乡土”的现代迷恋是有关地方( the local)或区域（the regional，汉语中称为乡土、地方）的现代表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句话对中国人类学以乡村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乡土中国”情结，应该是一个形象的写照。从乡村社会研究切入到对乡村社会田野点的回访，这就是中国人类学发展的路线图。四、人类学中国学派的命名从中国人类学乡村社会研究的路线图可以清晰地看到，乡村社会研究绝对是中国人类学的主流、主旋律，以学派的构建来说，在乡村社会研究中，又具有国际影响的领军人物，这就是费孝通先生和林耀华先生；有核心成员，如今活跃在中国人类学舞台上的庄孔韶、王铭铭、周大鸣等无不是以研究中国乡村社会起家；有代表作，如上所列举的种种学术成果；有理论贡献和学术范式，如费先生的社区理论、林先生的宗族理论、庄孔韶的回访理论、王铭铭的三圈理论等；有独特的研究风格，如费先生“志在富民”的风格，林先生关注少数民族的风格，凡此等等，虽然都还有待于做深入、系统、全面的研究，但仅粗粗鸟瞰一下，是否可以将人类学的中国学派命名为“中国乡村学派”呢？当然，学派、学派，学中有派，派中有学。对学派的命名有不同的出发点，乔健先生所言的“历史功能学派”，是就费先生所治人类学的特质而言的，他概括出了中国人类学在学理上的特点。而之名“中国乡村学派”，则体现了中国人类学研究对象和范围的特征，与“美国历史学派”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其一；其二，命名为“中国乡村学派”，并不影响中国人类学学派的多样性，对国际人类学而言，中国人类学可称之为“中国乡村学派”，对中国人类学而言，中国人类学又可根据不同的情况，分为不同的学派，如传统说法认为中国人类学有南派和北派之分，又如中国历史人类学有华南学派、华北学派和西南学派之分，等等。但不管是什么学派，中国人类学者大多可以认同“中国乡村学派”，因为从有领军人物、成员（包括核心成员和一般成员）、代表作、理论贡献、学术范式及独特的研究风格上整体鸟瞰，中国人类学以乡村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和范围的特点是真实的存在，客观的现实。此外，由于第三世界占了世界的大部分，而第三世界基本上是乡村社会，所以乡村人类学正是中国人类学可以对国际人类学作出贡献的地方，对此，我们难道不感到这正是中国人类学的国际责任之所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