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哲学思潮论文
当代西方哲学思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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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哲学思潮论文
摘要：中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已经开始的比较早，但本文主要从中西方哲学的起源的不同，中西方哲学在天、人的方面的比较，中西方功利主义政治哲学的相异性的方面进行阐释，得出中西方由于不同的哲学出发点所得出的伦理意识的不同，进而导致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底蕴和不同的民族性格。
关键词：起源、天、人、仁、义、利
一．中西方哲学起源的不同
1.1西方哲学的起源探索
西方哲学发源于古希腊。古希腊是个海洋国家,其境内土地贫瘠,农业发展受到限制。但古希腊有许多肥沃的山谷,矿产资源十分丰富,海岸曲折而且有很多天然良港。这个地理环境为手工业活动和发展海上交通提供了有利条件。手工业生产的兴起要求对加工对象及各种矿石等自然物的属性有较多的了解,由此逐渐形成热爱自然、探索自然的思维倾向；航海事业的需要导致了天文和气象知识的产生,而这种活动又开阔着人们的视野,使人们接触并思索到更多的未知事物；商业往来则拓宽了人们社会活动的范围,并由于得失成败导致“审慎”与推理思维的发展。这宏大开放的视角环境及其社会生产方式,促使人们不得不注重对自身之外的自然物的思考和研究,并由具体困惑的产生和解决进一步形成了解茫茫宇宙及其本质的求知欲望,从而决定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把人们引向对自然知识的追求和立足于自然及社会进行理性探索的轨道。
另一方面,西方哲学直接源于古希腊神话。那些被早期自然哲学阐述宇宙生成的思想在神话诗篇中早已出现。神话通过想像把天空和大地、日、月、星系、河、海、火、土、水、气和金属进行神化,于是,混沌成了卡俄斯神,天变成乌兰诺斯天公,地成为该亚地母……,这种对诸神各自代表一种自然力量的想像,表明希腊人对宇宙结构种种自然性质的关注。公元前8世纪时,赫西俄德的《神谱》就是一部以神话语言、形象方式编纂而成的宇宙生成论,它可以说是西方具有思辨色彩的早期哲学认识宇宙结构及其属性的范本。古希腊神话的思维倾向是在人之外有一种巨大、普遍的本质和力量主宰着人间祸福、事物变幻。这是古希腊人对世界本源、宇宙生成、事物原因的朴素思索和最初揣摩。
由于生产活动和神话的影响,使古希腊哲学家围绕宇宙整体的本源以及物和有关知识的关系进行思索,部分人形成了自然科学的探索思维,部分人形成了宗教神学的思辨阐释。另外,不可忽视的是,西方哲学发源于古希腊这样一个奴隶主民主制的社会环境中,这是形成西方源头哲学具体观点自由发散,并具论辩色彩的重要条件和原因。
1.2中国哲学的起源原因
与欧洲哲学不同,中国哲学萌芽于先秦时期,先秦时期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农业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国哲学思维的出发点从一开始就不同于欧洲。
首先,以农业活动为主的生产方式决定中国先人思索事理的立足点和主体内容是人际关系。土地不能移动,因而靠土地维生的人比较固定地生活在一个地方,祖祖辈辈一直延续下去。由于一家几代人长期生活在一起,便逐渐形成体现血亲关系的家族制度。这种以血缘宗法为生活底蕴的社会具有“家天下”的浓厚内向性,使关系纽带以及现实“人际关系(生活伦理和人事关系)异常突出,占据了思想考虑的首要地位”。这种直接、现实而又长期发生作用的社会特征成为影响先秦哲学探索的重要因素。农业活动的惰性和亲属之间的交往使得中国古人哲学思维十分注重自身的感性体悟、经验和实用。“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章太炎语)邹衍在评论中国哲学源头时认为,“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李泽厚把中国古代这种重人事关系、重具体经验的哲学思维称为“实用理性”。[①总之,中国古代农业生产方式的简陋性和重复性,导致了人们哲学思维基点侧重于内部生活的圈圈及其圆满关系,也决定人们思维内容和思维方式的保守性、狭隘性。
其次,中国人对人际关系的重视必然使社会和谐和社会稳定的伦理凸现在哲学思维中。先秦哲学的思想萌芽产生于春秋战国君主制度时期。当时旧的奴隶制趋于瓦解,新的封建制尚未完全建成,新旧矛盾激化,生活剧烈动荡。哲学家们首先遇到和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为世俗政治服务并求得社会生活的和谐有序。因而与欧洲哲学不同,先秦哲学思维的出发点和重心是以人为核心的关于人伦、社会生活秩序和政治稳定等问题。它没有侧重于对自然物属性的探索,也没有以回答“精神和自然界何者第一性”为立足点,而是围绕构建理想的、为统治者服务的社会规范和协调人事关系。这是一种以主客体一致为基点,以强化内在约束和内在自觉为主格调,寄托于主体修养和国家治理实践的具有现实意义的社会伦理哲学。这从先秦诸子的哲学思想可以得到证明。
上述环境特点和农业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国源头哲学不同于西方源头哲学对自然物知识追求的范式,而是具有浓厚的社会务实性和强烈的主体价值取向。正由于此,中国近现代哲学家梁启超、冯友兰等人都深刻指出,中国传统哲学的任务主要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中国哲学以研究人和社会为出发点,最主要的是人之为人之道。
二．中西方哲学在天、人方面的对比
2.1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
我们知道，古代中国属于封闭性的大陆型农业文化形态，地值温带，土壤肥沃，雨水充沛。广大农民“靠天吃饭”，对大自然有亲近、依赖之感。这种状况孕育出的哲学从一开始就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所谓“顺乎夭而应乎人”。老子主张，“道法自然”，天地人三者一以贯通，人生追求的目的不是认识和征服自然，而是泛爱万物。因此中国哲学富有人情味，赋予万物以情，寻求人与自然的沟通。庄子写《齐物论》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孟子更认为“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荀子的“明于天人之分”，也是因为“天人相参”。儒家的道德原则也顺应于天。程朱由“天理”指向“人性”，有“性即理”的论断。陆王则由人性推向天理，有“心即理”的主张。议论虽殊，取舍不同而已。“天”与“人”相应的观点如出一辙。
即然天人合一，故研究天道可以求诸内心“尽其心，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不必追究超越于人世的自然之夫或神灵之夭。又由于天人合一，个人与自然与社会融为一体，人的个体性情消融于自然、社会群体之中。因此，中国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没有明确分开，作为各门科学之概括和总结的哲学，系统地说就是“人学”也就是做人和治人之学。
中国哲学重在人生哲学和伦理学，天人合一从根本上说，乃是探求“生命之道”，“人生之道”。在孔子看来，“仁”为人道，亦为天道。在孟子看来，天道与人道统一，其本为善。儒家之天实为道德伦理之天。中国哲学之目标在于确立一种内求内立的人生观，在于建立内在的道德自我，比如大学里的“八条目”，以修身为中心，上溯至正心、诚意、致知、格物，下推为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寄托了古人内圣外王的理想。[②]
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个性，也造成了中国哲学与诗的互相结合的特征。中国古代哲学著作几乎同时都是文学著作，哲学家大都同时是文学家和诗人。天人合一本是一种物我不分或物我两合的诗意境界，是哲学家们对自己的诗意境界的一种陈述或理性表达。最明显的，道家的自然主义最终归于自然之界。儒家的义理之论也是对诗意境界的一种追求。由于儒家赋予“天”以封建道德的含义，从而把封建的“天理”变成一种自发的内心追求。因此儒家哲学的诗意往往寓于道德教诲的内容之中。
2.2西方的天人相分思想
与此不同，西方哲学的源头在古希腊。古希腊文明诞生于东地中海一带的岛屿和岸边，那里多石少土，土地贫痔，植被不丰，大自然没能给人提供丰厚的农耕条件，却提出了与惊涛骇浪打交道的要求。许多希腊人以采矿、捕鱼、经商和海运为业。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求生存，求发展。这就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对立意识。对人来说，大自然是需待驾驭，需待征服的对立物，知识十分重要。“知识就是美德”，“知识就是力量”。哲学便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经验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一词在希腊文原义就是“爱知”，即对知识的追求。
由于天人相分，西方哲学从此就衍生出一系列的二元并立—心物并立、人神并立、主体与客体并立、神权与人权并立、自然观与人生观并立，理性与非理性并立、事实与价值并立、自由与必然并立，等等。正是在西方哲学的这么多二元并立的基础上，恩格斯总结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在这样的二元格局中，不同背景的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各有侧重，甚至走到极端，因而形成西方哲学史上的派别对立。如中世纪的唯名论与唯实论对立，近代的经验论和唯理论对立，现代的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对立。作为这样的二元格局的反映，在西方学者自身的思想中，往往出现我们中国人很难理解的明显的矛盾，如古代有些宗教职业者能提出先进的自然科学的见解，现代许多在自然上笃信唯物主义的科学家(包括不少科学的巨人)在社会历史领域却保持唯心主义的观点。也由于这二元并立不能协调，作为其中一个原因，导致目前西方的生态危机，资源枯竭等等。
西方哲学的重点则不同，由于天人相分，就要分别研究自然本体和人的认识。在古代，本体论为主干，到近代，认识论为中心。因为人的认识是向外探索，大自然无限广大，无穷发展，最终不可尽知。这就需要幻想出一个居住在彼岸世界的最高的上帝作为世界的本原、认识的绝对依据，一切变化的第一因、一切运动的第一推动力。因此，宗教神学一直在西方有着广大的市场。西方哲学也研究人。什么是人?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政治的动物，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文化的动物，不一而足。总之，要揭示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这跟中国哲学对人的理解是不同的。
和中国哲学相反，西方哲学由于天人相分，所以与诗分离。柏拉图把诗人逐出哲学之外。最早的希腊哲学家都不是文学家，而是自然科学家。如泰勒斯善于观测天文，毕达哥拉斯是著名数学家，恩培多克勒是希腊医学的始祖。这个传统一直保持下来。近代、现代的西方大哲学家，大多数同时又是大科学家，如培根、洛克、笛卡尔、莱布尼茨、康德、罗素等。
中西方哲学内容的不同，就决定了他们的哲学方法不同。中国哲学的方法是对整体的直
觉、体验、领会。讲求顿悟、体验、修身、养性、践履。西方哲学论述间题则要求分门别类，注重逻辑分析。从某种前提(或是天赋的理性，或是感觉到的经验材料)出发，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思考，从已知推未知，得出确切的结论。西学的逻辑学比中国发达，很早就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总之，中西方哲学各具特色，自成一体。但是，总的说来，并无优劣之分，高下之别，可以相互借鉴，彼此补充，扬长避短，融汇贯通。
三．中西方功利主义政治哲学的相异性
虽然中西方功利主义政治哲学存在着诸多一致之处,但是毕竟二者是根植于不同的土壤。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以及不同的思考问题的方式,致使双方在保有一致的同时,又存在着彼此之间的理论距离。
3.1实证与抽象———中西方功利主义政治哲学思维方式的差异
中西方功利主义政治哲学之所以存在着差异,除了受自身成长的特定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之外,思维方式的差异也是其中的一条重要的原因。从总体来讲,中方坚持的是一条实证式的思维方式,而西方功利主义政治哲学则秉承的是抽象(即形而上学)的思维传统。
对实证方法的运用,中国功利主义政治哲学最早是由墨家肇始的。在墨家的理论中,“兼相爱,交相利”的理论主旨就是来自于对实际“经验”的总结。墨家认为当时社会之所以动荡不安,主要源自于“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而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的社会现实。墨家认为要想实现天下太平,只有“兼相爱,交相利”,才能“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③]。
先秦之后,这种实证式的思维方式,在宋代功利主义思想家身上也有所体现。如叶适提出“崇义以养利”的义利观。他认为“天地之初,皆夷狄也,相攘相杀,以力自雄,盖其常势,虽炎黄以道御之,不能止也。及尧舜以身为德,感化而化物,远近不变,功成治定,择贤退处,不为己有,而忠信礼让之俗成矣。夫先人后己,徙义远利,必出于心之自然而明于理之可悖”。这样,通过对一个野蛮时代的描述,叶适认为“利”与“义”并不是相互分离,而是存在着一定的一致性,“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④]
到了近代,这种“实证”式的研究方法依然影响着思想家们的思维路向。如康有为对于“平等”这一著名的政治哲学理念的理解,就是来自于人“均是圆颅方趾之人”的现实考证。沿此思路,他又认为,“夫欲人类平等大同,必自人类之形状、体格相同始,苟形状、体格既不同,则礼节、事业、亲爱自不能同”。
和中国不同,西方功利主义思想家则采取的是抽象,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这种方式,不计具体条件如何,而只关注概念的本身如何。
这种思维方式在西方的肇始则首推德谟克利特,其幸福观的提出就是得益于他对形而上学方式的运用。他认为“幸福”是一种生活状态,即“灵魂的安宁”,它“不为任何恐惧、迷信或其他情感所扰”。这样,他就把幸福建立在精神领域,并指出“幸福不在于占有畜群,也不在于占有黄金,它的居处是在我们的灵魂之中”。因为精神重于物质,所以人们应追求精神上的快乐、幸福,求得灵魂上的善,“凡期望灵魂善的人,是追求某种神圣的东西,而寻求肉体快乐的人则只有一种容易幻灭的好处”[⑤]。在德谟克利特之后,这种形而上的抽象思维方式影响了西方功利主义政治哲学的整个发展过程。
对于中西方政治哲学这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向,我们虽然不能立即评判出二者的孰优孰劣,但是从其对各自功利主义政治哲学发展的影响来看,还是可以大同小异的。
就中国功利主义政治哲学而言,由于其过度依赖对于实证方式的运用,导致其在理论思维深度上要远逊于西方功利主义政治哲学,在理论层面上流于简单化,因而虽然出现过诸如南宋时期的辉煌,但在总体上则并没有发展成为一门显学；而西方功利主义政治哲学,在形而上的抽象层面上实现了理论的完整性,虽然由于其过于抽象、晦涩,而遭到了来自于理论攻诘者的不同程度的曲解,但是作为一种具有实用主义色彩的政治哲学,它极大地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成为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门不可或缺的政治哲学。
2.利己与利他———中西功利主义政治哲学价值
取向的差异中西方功利主义政治哲学,虽然在理论上同属于一个理论范畴,但是双方在内在价值的取向上却存在着彼此的差异。中方由于自古就认为整体优先于个体,因而在利的价值取向上利他思想比较浓重；而西方则恰恰相反。但是,需指出的一点是,从局部来讲,这种利他与利己观念,却并不具有一贯性。也就是说,双方在坚持各自主体价值取向的同时,也兼有另一方的价值取向特色。首先,以主体价值取向出现的“利他”与“利己”。
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人”始终是一个整体的类概念,因此导致在中方的境域中,“利”的受益者首先不是个体人,而是集体人。“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君人者不以身为身,以天下之身为身也；不以心为心,以天下之心为心也。”[⑥]
而在西方,由于“人”首先是作为一个个独立的个体而存在的,因而思想家们在考虑“利”的直接受益者时,直接想到的便是个体人,想到的一己之幸福。如德谟克利特所言:“凡是安宁地生活的人,就不应该担负很多的事,不论是私事还是公事。”再如19世纪的边沁,他虽然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功利原则,但是在解释人们之所以这样做的动机时则也是从“利己”为切入点的,认为“理性的人之所以善待他人乃是因为他认识到受惠者的回报对他有利。社会生活中的人类要彼此相助实现自己的需要,且开通的人觉悟到只有合作精神才能保全自我利益”，“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
其次,相同观念下的不同逻辑。虽然在整体价值取向上,中西方功利主义政治哲学存在着利他与利己的区别,但是局部上却也存有着“共性”,即互有“利己”与“利他”的存在。但是这种“互有”并不意味着一致,因为在这“互有”的背后蕴涵着的却是不同的内在逻辑。
就中国而言,虽然早在先秦,法家就曾指出自利是人的天性,相爱并非人的本心。后来,晚清的梁启超也认为“天下之道德法律,未有不自利己而立者也。故人而无利己之思想者,则必自放弃其权利,弛掷其责任,而终至于无以自立”[⑦],但是,从理论本质上看,这种利己观念的受益者仍是作为整体意义的“人”。拿梁启超而言,他之所以强调利己,其主旨乃是在唤醒当时国民的权利意识,为实现国家的自强、新政提供必要的政治基础。
而就西方的利他观念而言,近代的密尔虽曾强调,“行为上是非标准的幸福并不是行为者一己之幸福,乃是一切与这行为有关的人的幸福”,真正的功利主义道德要求其践履者必须“待人像你期望人待你一样,爱你的邻人像爱你自己”。但是,这种利他观念较之中国的利他观念,却存在着不小的距离。在中国,利他则意味着对个体权利的否定,强调的是一种大公无私、舍己奉献的精神。而在西方则正相反,如密尔所言:“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须对社会负责。在只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则是绝对的,对于本人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