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的体悟认识

《周易》的体悟认识

在中国哲学中，由于“‘究天人之际’即研究天(道)和人(道)以及二者的关系，一直是中国传统哲学讨论的中心问题，同时也是中国哲人建构中国哲学范畴体系的轴心。

对于《周易》，我们知道，卦象是其骨骼，舍“象”就无《易》。整个《周易》都是对天之“象”、地之“形”的模仿，其中八卦是《周易》对世界的模仿，爻辞是以文辞的形式模仿世界。借助卦象和六十四卦系统模型，《周易》通过象的规范化的流动、联结、转换，具象地、直观地反映所思考的客观对象的运动、联系，推断天地人物我之间的变化，所以，“那些图形的意义是极抽象的范畴，是最纯粹的理智规定。”所以，通过“- -”和“―”的符号系统，并由此而形成的《周易》的对象语言必须要通过卦辞和爻辞的解说才能被人们所理解。这就产生了周易的“体悟认识”。

那么，《周易》为什么会采用这么一种方式呢?

一、《周易》采用体悟认识的原因探析

我们知道，《周易》通过象的规范化运动来思考所涉及的客观对象的运动，并借助六十四卦所构成的系统模型，构成了一个生生不息的整体性宇宙架构模式和宇宙生成的符号系统和天、地、人相统一的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

在这个系统中，由于取象庞杂，且存在一卦多象或交叉重复的现象，其卦爻辞文字简短，缺乏必要的论述，其占辞断辞与卦爻辞之间缺乏详细的论证，所以其内涵就缺乏明确的界定，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求证，不以分析为主，而是注重对事物的整体特征的认识，以反映思维对象的模糊性为特征，因此只能使用这种非精确性的认识方法进行思维，这就决定了人们不可能采用精确的、科学似的方法来认识世界，而只能采用“体悟”的认识方法。

从产生时期来看，《周易》产生于人类认识的早期，受当时的认识和思维水平的限制，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主要停留在具体物象的直观上，不注重客体的客观属性，不太注重逻辑思维，没有也不可能深入到事物内部理性地把握事物本质，这就决定了《易经》作者只能以“象”的形式来把握“意”的内容，“以象喻意”，“借象言理”，以符号图形来象征事物，以“取象”象征的方式去接近事物间不可言说的内在联系，从事物的联系中去领悟“意”。

再次，我们知道，《周易》虽然研究“三才”之道，但其最终目的不是要求人们研究自然，而是把重点落在人的道德修养上，是通过观自然之象感悟人生修养之道。当人们通过自然语言的解释和阐说时，一旦明白了每一个符号或符号集的含义之后，就可“弃辞而明象”，“得象而忘言”。因为“语言所能够表述的只能是事物的形象，而无法传达出其中的真正的道理”。因而，这种思维活动的过程与结果是只可意会而不能言传的，有赖于每个人自己体悟，别人只能以身体语言，以机锋、棒喝，开悟心灵，启发人当下大彻大悟。

综上，我们认为，正是由于《周易》的取象认识给了人们很大的解释空间和联想余地，使人们能够多角度阐释和认识事物，最终形成了以“悟”为特征的“体悟认识”。换句话说，以“象”为中介，领会对象之底蕴的思维方式，就必须以身“体”之，这就形成了《周易》的身心交感的“体悟”认识方式。

二、《周易》的体悟认识对中国哲学的影响

在中国哲学中，由于“‘究天人之际’即研究天(道)和人(道)以及二者的关系，一直是中国传统哲学讨论的中心问题，同时也是中国哲人建构中国哲学范畴体系的轴心。”但是“道”存在于形而上的“超验范围”内，只能通过人的活动对天道的觉悟才能把握，难以用语言表达出来，而许多内心世界的感受又不能用语言表达出来。也正由于语词或概念在表达时的软弱无力，“悟道”就只有靠个体亲身体验才能获得，就必须先要获得在知性范围内的“知”。可是，由于人类语言本身的缺陷性，言说者想表达的意与自己的言说往往会貌合神离。言说者所言说的有时并不是他想要言说的而只是传递着他人的言说，有时他言说的是自己的言说却言说出了别人甚至是自己都意想不到的言说。在一定意义上，我所能言说的只是我的“悟”而非我悟的“道”，也正是基于此，格奥尔格说，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于是，其体悟往往由“观”而始、因“味”而续、由“悟”而终。儒家、道家、佛家都把主客体冥合的体验推到了极至。也就是说，主体对于最高本体的把握，是投身于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的一种感性体验，把现实中人生道路的探索同理想的价值目标的追求合在一起来体察宇宙和人的生命。“体悟”就是对对象本性的一种直觉的观照和透察，是一种个体的认知体验。“知”就不是抽象的观念，而是体验之知，是以直觉方法深入其微，最终，与形身融在一起，感同身受，是主动的、发出行为或支配行为的理论。“行”则是把价值理想现实化，把自身的体悟实践化，按照自己的体悟生活，身体力行，付诸行动。因此，我既是悟之主体又是悟之客体，如此，道我不分，佛我不分，故需要自格自致，自修自悟。中国哲学的“君子求诸己”、“吾日三省吾身”、“自知者明”、“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等都体现了这种特点。而在中国哲学发展过程中，受此体悟方式的影响，中国哲学家也主要以解读经典((尤其是对以《周易》为首的六经的解读)的方式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也就是说通常所说的“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因而，所以，经典成为了既是存在着的哲学问题又是解决哲学问题的根据的文本，从而形成了中国独立的哲学思想史进路。

就中国哲学的具体发展而言，这种由《周易》开启的体悟思维方式在儒家的“格致(格物致知)”、道家的“玄览”和中国佛教特别是禅宗的“了悟”等理论中体现得最为集中和鲜明。 孔子的“默而识之”，老子的“涤除玄览”，孟子的良知良能，庄子的“心斋”、“坐忘”荀子的“虚壹而静”，王弼的“圣人体无”，张载的“德性之知”，朱熹的“豁然贯通焉”，陆九渊的“吾心”与“宇宙”的契合，王守仁的“致良知”，佛家“强调精神性的自得和内心的体验”的方式，禅宗“顿悟成佛”的方式都是要求否定、排除杂念，超越逻辑，祛除言诠，止息思维，心灵空寂到极点，忘却自然、社会，甚至忘却自己的肉身和智慧，消解主客、能所、内外、物我的界限，物我两忘，浑然与天道合一。

当然，这种以“悟”为主的内向性思维虽然可以使人避免冲动、迷信、暴力，有利于稳定家庭和社会，但另一方面，认识是社会实践的结果，思维的内向性使得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发展受到诸多限制。当然，也由于体悟认识，《周易》的“数” 始终没有同“象”分离，缺乏精确性，中国哲学也始终未能发展出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神学以及机械论和数理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