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错失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不容错失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形势逼人不进则退正在发生的科技革命也不会自动缩小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重大技术创新多数首先发生在发达国家，从而使它们首先占据了市场优势。我们利用人家发明的技术时，往往要支付高额的使用费或转让费。其实，机遇本身就是一种挑战。能否抓住机遇，历来是关系革命和建设兴衰成败的大问题。史可为鉴。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相继进入工业革命时代，而已经走完“康乾盛世”的清王朝还沉醉在“天朝帝国”的荣耀里，不思进取。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国家开始电气革命，而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清朝覆灭和军阀混战时期，重大机遇再次与我们擦肩而过。两次错过机遇的代价是惨重的，使我们长期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甚至一度几乎堕入亡国灭种的深渊。我们再不能重蹈历史的覆辙。21世纪是决定中国能否全面赶上世界先进国家的关键世纪，未来的一二十年是我国在新世纪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国际竞争将空前激烈，只有那些具有敏锐眼光和充分准备的竞争者才能赢得未来的主动权。我们对参与这场较量有着高度的自信。我们党已经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形成了“三个代表”这一执政兴国的强大理论武器。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都是今天拥有而过去不曾或不完全具备的有利条件。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我们一定要抓住未来一二十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始终保持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一致，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使我国经济总量、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迈上新台阶，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谱写出灿烂的新篇章。机遇之一　可以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安宁期”中国的国际问题专家判断，今后一二十年，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全球化也不可逆，和平与发展仍将是时代的主题，中国可以继续争取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建设。国内外观察家们对国际格局的普遍认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的“一超多强”的格局，在各大国的实力对比未发生较大变化之前，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即大国之间不大可能发生全面战争形式的对抗。这有利于我国集中精力搞建设。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阮宗泽认为，大的战争打不起来，突发性事件却可能会增多，非传统安全带来的危险不断出现。在这方面，我们要强化危机意识和危机处理机制。最终问题的解决还要靠发展，不到万不得已，始终要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不放，不能因为一时、一事影响我们的大局。阮宗泽认为，就中国而言，在可预见的未来，除台湾问题外，很难有别的事态能把中国卷入战争状态，从而中断中国的经济建设进程。新世纪开始后，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将重点转到经济合作上来。中国和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工作正如期推进，并取得重大进展。东盟国家看到了中国的发展是他们可以利用的机遇，而不是威胁。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地区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张蕴岭说，冷战以后，我们与邻国的关系有重要的突破。我们从改善双边关系推动了区域合作的制度化。这种制度化的合作机制比一般的双边关系更稳定，内容更广泛，而且可以增加区域合作的利益。通过这种安排，可以建立起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机遇之二　确立中国在世界新格局中战略地位的“孕育期”未来一二十年，将是国际政治新格局初步形成的关键时期，既要受20世纪国际政治关系惯性力量的作用，更要受各种力量在这个时期消长及全球化竞争的影响，并在新的力量对比基础上逐步形成新的制衡。中国能否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将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中国在未来的新格局中的地位。中国的实力地位尽管紧随美国、欧盟、日本之后，但离世界经济之一“极”还有距离。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张伯里教授说，200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约占世界生产总值的3.7%；外贸进出口总值占世界贸易总额的3.8%。在经济总量和国际经济联系两个方面，都没有超过国际上通常的世界经济大国（经济总量与贸易总额在世界所占比重均超过5%）的标准。他预计，如果中国能在未来的一定时期内（如2010年以前），以7%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和相应的贸易增长率发展下去，到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会达到2万亿美元，贸易进出口额会达到1万亿美元，均占届时世界该两个总额的5%以上。即世界经济大国的两个条件都具备，成为多极世界经济中的新的一极。因此，阮宗泽认为，今后一二十年，如果我们做得好，在世界格局的变化中，我们就能站到靠前的比较有利的位置。机遇之三　在世界科技新高潮中加速腾飞的“推进期”未来一二十年，世界性产业结构的大调整和基础大创新，科技将继续取得巨大突破和发展，高新技术的迅速商业化将不断开拓出出人意料的世界新兴市场并激发出巨大的市场需求，这不仅给全球经济发展，也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和更大的推动。在这样一个新科技时代，打赢一场事关新世纪全局和本国地位的科技大决战，已成为世界各主要大国的战略目标。发展中国家在面临巨大压力的同时，也有了技术跨越的机遇。就我们来说，在许多方面不必重复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发挥后发优势，改造产业结构，发展新兴产业，实现跨越发展。由于新经济暂时处于低潮，使很多人对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持疑虑态度。但美国的经济学家或企业家大多认为，科技革命将在两三年后再起新的高潮。其中生物技术可望成为新的增长点。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穆荣平说，根据调查研究，未来20年技术发展有两大特征，一是信息技术向其他技术领域的深层次渗透；二是生命科技领域的突破将预示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有关统计显示，30年来，人类所取得的科技成果，比过去2000年的总和还要多。以此推算，人类在2020年所拥有的知识中，有90%现在还没有创造出来。中国科技部的人士说，全世界用于科研的经费已经达到每年5000亿美元，人数已经达到5000万人，预计在今年100年，从事科研工作的人数将占世界总人口20%，创造性的科学工作将会成为本世纪末人类的主要活动。中国不能坐失科技革命的良机。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文元认为，选择几个我们确实有优势、影响面广、带动力量强的领域，比如信息技术、新材料和生命科学，力求重点突破，走在世界前列，就能实现跨越发展。机遇之四　利用经济全球化和产业转移高水平调整我国经济结构的“成熟期”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王文元认为，这是最重要的战略机遇。因为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全球性的经济结构大调整。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毕吉耀说，发达国家现在都处于调整产业结构的过程中，力求在不断产业输出中占领先机。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们将制造业向外输出和转移，对中国新世纪的发展是一个重大的机遇。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并未与日本等国计较制造业一城一池的得失，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高新技术产

业上。这种调整在90年代发挥出巨大效应。进入21世纪后，美国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体的新经济虽然因投资泡沫而暂时陷入低潮，但从长远看，美国强大的科研开发能力仍将带来新的增长点。欧盟也在调整产业结构，但是它相对比较“内向”。在吸收了中东欧10个国家入盟之后，它将会在区域内部形成分工体系。发达国家将会将传统产业向相对较落后的欧盟内部国家转移。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后，一直停滞不前。在美国注重发展高新技术的同时，日本还在注重做传统制造业，这也是它落后的一个原因。日本目前也在调整产业结构。小泉政府上台后，提出“e日本”的计划，就是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中国“十五”期间的一个重大战略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也就是说，这一阶段中国面临着实现信息化和工业化的双重任务。实际上，工业化仍然在我们国家内部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总体上看，我国现阶段推动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还是制造业，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就给我们提供了很重要的一个机遇，可以使我们更快地引进新的技术、设备、管理经验，加速我们的发展。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副秘书长郭万达说，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建设“世界工厂”具有“二元性”，即作为工业化时代的“世界工厂”和作为信息化时代的“世界工厂”这样两种不同类型、不同特征的“世界工厂”有机地并存。因此，中国既要大力发展传统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也要抓住国际上IT制造业转移的大好时机，发展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机遇之五　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实施“走出去”战略的“磨合期”加入WTO，为我国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和竞争创造了机遇。“走出去”自然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内容。从现在的国际形势看，“走出去”战略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走出去，会开辟发展的新天地。张伯里说，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就可以在另一个市场获得发展的机遇。首先，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化进程，就能更快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经济发展。其次，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化进程，就能更好地运用比较优势和禀赋资源。因为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化的过程，就是在更广阔的领域运用、交换比较优势的过程，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经济资源的过程。再次，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化进程，就能更多地实现价值、积累财富。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化而引致的生产率的提高、资源合理有效地利用，意味着在更广阔的领域中价值竞争力的提高和财富的增值。王文元认为，有一个思想观念要转变，我们要把重点放在把我们有优势的东西打出去上，这才是开拓，才能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他说，对于一般产品，也就是那种劳动密集型产品，要全方位地面向世界。而高科技产品则要承认现实，主要面向发展中国家。机遇之六　解决体制和结构深层次矛盾加快制度创新的“突破期”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与一个比较完善的、更加成熟和定型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比，尚有很大距离。差距就是潜力。只要在改革上不断突破，就会形成利用机遇、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说，在未来一二十年内，我们不仅要解决尚未解决的体制和结构方面的深层次矛盾，还要针对国内外新的环境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新的要求，进行制度创新。他认为，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存在三类问题：第一类问题是市场化改革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尚未取得根本性突破。主要有：产权制度改革滞后，已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要素市场“双轨制”严重影响了要素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收入分配上有些关键问题刚刚开始“破题”以及政府管理体制改革问题等。第二类问题是进入新世纪后国内外形势变化提出的新要求新挑战。主要表现为：以信息革命和生物技术革命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提出的新要求、新挑战；中国加入WTO，积极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提出的新要求和新挑战；国内市场供求格局变化、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新要求。第三类问题是改革主体本身的制约问题。两个问题比较突出：一是改革主体的利益关系调整问题。当改革深化到一个新阶段之时，前一阶段改革形成的利益格局就必须进行新的调整。二是改革方略的调整问题。改革初期主要是单项改革和局部试验，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撞击反射”的方式，带有较强的非规范性和“试错”性。进入全面制度创新阶段，则需要有更为自觉的理性思考和更加系统的政策设计。国外的一些专家甚至认为未来的一个时期，对中国是一个“革命性”的时期。日本爱知大学教授服部健治今年10月初发表的一篇文章认为，中国经济进入“第三次变革时期”。前两次变革是1979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和1992年中国开始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进入21世纪，中国迎来了正在加快步伐的“第三次变革时期”。在“第三次变革”过程中，中国政府重视实现经济发生质的变化，并利用加入世贸组织来推动国内的各项改革，以提高综合国力，这一时期面临经济和政治的根本性问题，是促进变革的重要时期。机遇之七　在世界范围内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的“成长期”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是发现机遇、利用机遇，促进发展的主体。人口多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一，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巨大压力。但是，王文元认为要从两个方面看待这个问题。如果我国的教育发展不上去，这么多人又没有技能，那么这13亿人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包袱；反过来看，如果他们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就是一个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两个方面都存在，关键是我们怎样做。如果着眼于人才向世界市场输出，中国的人力资源将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而且将面临着大好时机。他说，这种人才输出，可以是高技术人才，也可以是一般人才，只要我们的人才训练有素，就可以到世界市场上竞争。抓住人才向世界市场输出的机遇，前提是必须要下大力气发展教育。他认为，我们对教育的投资的确是不够的，从教育投资占GDP的比重来看，我们不但没有发达国家多，与一些发展中国家比较，投入也是不够的。通过发展教育，我们可以培养大量的专家学者，可以培养大量的技术人才，更可以培养众多拥有专门生产技术的劳动者，这样就可以大大推动我国劳动者总体素质的提高。机遇之八　不同文明的融合给弘扬中华文化带来的“拓展期”阮宗泽说，"9·11"事件促使更多的人思考和关注不同文明之间的融合和共处，认识到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应当成为相互联系、合作和发展的纽带，而不应成为冲突点。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2500多个民族及多种宗教。历史上不同文明的发展共同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并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但文明的兴衰和不同文明之间也曾引发过不少冲突和动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世界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林利民认为，文化冲突正在逐步取代意识形态冲突。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冲突起了很大作用。今天的文化冲突主要是西方要将西方的价值观向全世界扩散，广义地讲，价值观、民主制度都是一种文化。非西方国家一方面要实现现代化，一方面又要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保留自己的政治体制和政治传统，因此冲突在所难免。然而，阮宗泽注意到另外一个趋势，就是不同文明将迎来新的

融合机遇。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成了现在和以后的紧迫问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陈德照分析，21世纪，不是一种文化吃掉另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代替另一种生活方式，而是互相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在这个趋势中，渊源深厚的中华文化将迎来新的发展高峰。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目加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