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制造业体系”和“劳动力稀缺论”的讨论

关于“美国制造业体系”和“劳动力稀缺论”的讨论

一伦敦水晶宫展览会引发的争议首先是关于内战前美国是否形成了优于英国的制造业体系的问题。有趣的是，那些认为美国领先的学者立论的根据源于英国人的印象。因为英国人在水晶宫展览会上看到柯尔特手枪后，对美国的枪械制造交口称赞。他们在1853年还派员赴美考察。这些英国枪械专家在美国联邦兵工厂参观后都盛赞其机器生产。于是，英国军械局乃建议政府仿效美国，用机器快速大量生产零件能互换的步枪。英国国会在1854年建立的小型枪械特别委员会专门为此举行了听证会，以确定这种美国式机器生产的可行性。柯尔特手枪的美国制造商塞缪尔·柯尔特作证说：“没有什么不能用机器生产。”他还说标准化的零件互换在美国已司空见惯。其他英方证人对美国的机器生产也多有肯定。尽管有人在成本、质量和零件互换上提出质疑，小型枪械委员会还是建议由军械局试验制造小型枪械，即以美国斯普林菲尔德和哈泼斯法里的联邦兵工厂为模式，并用美国造的机器进行生产（注：大卫·A.宏萧：《从美国体系到大规模生产，1800-1932年》（David  A.Hounshell，From  American  System  to  Mass  Production，1800-1932），巴尔的摩1991年版，第16-25页。）。正是基于水晶宫展览会会上的轰动、英国枪械专家的报告和英国国会小型枪械委员会的听证会，历史学家约瑟夫·威坎姆·罗伊在他1916年出版的《英国和美国的机床制造者》一书中率先声言，零件互换“源于美国”，欧洲人称这种标准零件的机器生产为“美国制造业体系”（注：约瑟夫·威坎姆·罗伊：《英国和美国的机床制造者》（Joseph  Wickham  Roe，English  and  American  Tool  Builders），纽黑文1916年版，第129、140-141页。）。此后，这一说法为很多著名学者所接受，并广为引用（注：约翰·E.索依尔：《美国制造业体系的社会基础》（John  E.Sawyer，“The  Social  Basis  of  American  System  of  Manufacturing），《经济史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第14卷，1954年，第361-379页；尤金·弗格森：《技术史文献书籍目录》（Eugene  S.Ferguson，Bibliography  of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68年版；保罗·尤瑟尔丁：《经济史中的技术研究》（Paul  Uselding，“Studies  of  Technology  in  Economic  History”），载于罗伯特·E.戈尔曼编：《经济和企业史研究新近发展：纪念赫尔曼·E.克鲁思文集》（Robert  E.Gallman，ed.，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study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Esars  in  Memory  of  Herman  E.Kross），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1977年版，第159-219页。），因为内战前到访的外国人有不少都对美国的机器生产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机器生产和零件互换确实是美国工业部门能够实现大规模生产的重要技术前提。有人还认为，那位发明轧棉机的伊莱·惠特尼就是第一位实现零件互换的大师。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呢？技术史学家们在过去几十年里对美国制造业的技术发展作了相当广泛的研究，结果对“美国制造业体系”一说提出了质疑。特拉华大学的大卫·A.宏萧教授认为，零件互换的创见并非始于美国，而是来自18世纪法国的军事理性主义。其倡导者为让-巴普提斯特·戴·格里波瓦将军。他从1765年就开始在法国军械生产中推动零件标准化。不过，这种理念对美国人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托马斯·杰斐逊在担任驻法公使时就对此发生浓厚兴趣。独立战争后，留在美国的法国军人路易·戴·托沙德少校更使这种理念深深植根于美国军方。他写的“组建炮兵和工程兵学校”的建议成了西点军校的蓝图，而他根据华盛顿总统吩咐写的《美国炮兵指南》则成了西点军校和美国军官的必读教材。托沙德在书中竭力倡导格里波瓦将军有关“统一和常规体系”的思想。当时出掌美国军械生产大权的不是他的同事，就是西点军校毕业生。美国军方后来不遗余力推动枪械生产上的零件互换，渊源就在于此（注：宏萧：《从美国体系到大规模生产》，第25-28页。）。惠特尼即为美国军方请来生产枪械的承包商之一。不过，他从未实现零件互换。此公只是在政府合同行将到期无法交货时找了个借口，说正在试验生产标准零件组装的步枪，需要更多时间和政府预付款。为了使有关方面相信他的托词，惠特尼还于1801年1月在华盛顿展示其产品。约翰·亚当斯总统和当选总统杰斐逊都兴致勃勃地前来参观。尽管惠特尼互换组装的只是整个枪机而不是枪机零件，早就对零件互换情有独钟的杰斐逊马上兴奋地得出惠特尼已经成功的结论。于是，惠特尼在时间和预付款上都赢得了政府的让步，可他根本未能造出零件可互换的枪械（注：宏萧：《从美国体系到大规模生产》，第29-32页。）。倒是为联邦政府制造枪械的另一位私人承包商西蒙·诺斯做到了这一点。他在1816年左右不仅实现了手枪枪机零件互换，而且在美国最先使用铣床。技术史学家密瑞特·罗伊·史密斯认为，这种铣床技术的发展是“美国体系崛起的总体缩影”。另外，哈泼斯法里联邦兵工厂的内部承包人约翰·霍尔在19世纪20年代生产步枪时也全部实现了标准零件互换。不仅如此，霍尔在设计和应用生产标准零件的机器上集众家之所长，其成就被史密斯称为“美国工业革命的重要延伸”（注：密瑞特·罗伊·史密斯：《约翰·H.霍尔、西蒙·诺斯和铣床：内战前军械制造者创新的实质》（Merritt  Roe  Smith，“

John  H.Hall，Simeon  North，and  the  Milling  Machine：The  Nature  of  Innovation  among  Antebellum  Arms  Makers”），《技术与文化》（Technology  and  Culture）第14卷，1973年，第574、577页；密瑞特·罗伊·史密斯：《哈泼斯法里兵工厂和新技术》（Harpers  Ferry  Armory  and  the  New  Technology），依萨卡1991版，第249页。）。不过，这些技术史学家的研究证实，美国制造业的零件互换在当时基本上限于政府枪械生产，并没有扩散到其他部门。原因很简单：那时实现零件互换和机器生产的成本太高。联邦政府请诺斯等私人承包商进行这类生产时要给高额预付款，并要准备他们有延误交货甚至要求增发预付款的可能。霍尔后来之所以被安排为内部承包人，就是因为政府也觉得开支太大了，他为政府制造的样品枪每支成本曾高达200美元（注：宏萧：《从美国体系到大规模生产》，第40页。），这在当时简直叫人难以想象。然而，联邦政府不仅为这种高成本生产提供了启动资本，保证市场需求，而且在技术上也有具体要求。可以说，美国制造业标准零件生产的研究开发，是在联邦政府和军方一手支持下完成的。因此，有学者说这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警告的“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开端之作（注：杰雷米·阿塔克和彼德·帕瑟尔：《美国历史的新经济观》（Jeremy  Atack  and  Peter  Passell，A  New  Economic  Viewr  of  American  History），纽约1994年版，第201-202页。）。不难想象，面向私人商品市场的厂家对于这种标准零件生产的高成本自然颇有顾虑，因为他们的目标和联邦政府不一样，不是为了什么零件互换的技术标准和军事理性主义的理念，而是为了利润，成本低和产量高才是他们的要求。结果，同样是制造枪械的柯尔特兵工厂，虽然采用机器进行大批量生产，却没有做到零件互换，因为它主要面向私人市场。伊莱·特里的木钟和铜钟的制造也是如此。辛格缝纫机公司和麦考密克收割机公司的成功，过去一直被历史学家归因于它们先进的生产技术。可是技术史学家们现在发现，这两个公司的优势直至内战以后很长一个时期都不在技术方面，而在销售战略。甚至于当他们在19世纪80年代真正着手零件标准化时，其进展也相当缓慢。显然，所谓“美国制造业体系”的技术扩散在内战前并未能一蹴而就。它真正形成大规模流水线生产，是经自行车制造业的技术过渡之后，在1913年的福特汽车公司才实现的。历史学家艾伦·涅文斯称福特的流水线是“使世界运转的杠杆”（注：宏萧：《从美国体系到大规模生产》，第46-61、5-10页。）。不过，这是水晶宫展览会举办半个世纪以后的事了。二伦敦水晶宫展览会引发的另一场争议，就是经济史学家之间有关“劳动力稀缺论”的讨论。受“美国制造业体系”一说的影响，很多学者一度认为，1851年的水晶宫展览会证明美国制造业在机器生产方面已超过英国，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资本密度高于英国。那么原因何在呢？有些学者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提出了“劳动力稀缺论”的解释，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厄温·罗斯巴思和H.J.哈巴库的论证。他们认为，美国土地多，劳动力少，结果农业部门实际工资上升，拉高了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于是美国制造业乃以资本来代替稀缺的劳工，从而在资本密度和增长速度上超过了英国（注：厄温·罗斯巴思：《美国工业比英国工业效率高的原因》（Erwin  Rothbarth，“Causes  of  the  Superior  Efficiency  of  U.S.A.Industry  Compared  with  Brithsh  Industry”），《经济杂志》（Economic  Journal）第56卷，1946年，第383-390页；H.J.哈巴库：《19世纪美国和英国的技术：寻求节省劳动力的发明》（H.J.Habakkuk，American  and  British  Technolog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The  Search  for  Labour-Saving  Inventions），剑桥1962年版。）。1966年，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史学家彼德·特闵对“劳动力稀缺论”首先提出挑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劳动力成本高要用资本来代替，资本则应便宜，即美国的利率应比英国低，可是事实正好相反，美国当时的利率比英国高。因此，特闵认为，美国应是资本稀缺而不仅仅是劳动力稀缺，如果说劳动力贵，资本更贵。这就是说，美国制造业的资本密度按理应比英国低（注：彼德·特闵：《劳动力稀缺和19世纪50年代美国的工业效率问题》（Peter  Temin，“Labor  Scarcity  and  the  Problem  of  American  Industrial  Efficiency  in  the  1850s”），《经济史杂志》第26卷，1966年，第277-298页。）。特闵的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震动，争论也随之而来。罗伯特·佛格尔企图在科博—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重新证明劳动力稀缺论，但他对这个函数条件的限定被批评为没有根据。劳伦斯·塞默思和理查德·克拉克想从农产品需求弹性和资本流动上推翻特闵对劳动力稀缺论的挑战，但他们却要证明一个令人怀疑其可靠性的条件：美国的实际利率

低于英国（注：罗伯特·W.佛格尔：《经济史上的界定问题》（Robert  W.Fogel，“The  Speeification  Problem  in  Economic  History”），《经济史杂志》第27卷，1967年，第283-308页；劳伦斯·塞默思和理查德·克拉克：《再议劳动力稀缺论之争》（Lawrence  Summers  and  Richard  Clarke，“The  Labor  Scarcity  Controversy  Reconsidered”），《经济杂志》第90卷，1980年，第129-139页。）。倒是亚历山大·詹姆士·菲尔德在20世纪80年代写的两篇文章，对特闵的观点作出了比较令人信服的佐证和进一步阐述（注：亚历山大·詹姆士·菲尔德：《土地充裕、利息/利润比率和19世纪美英两国的技术》（Alexander  James  Field，“Land  Abundance，Interest/Profit  Rates，and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British  Technology”），《经济史杂志》第43卷，1983年，第405-431页；《论机器之不重要》（“On  the  Unimportance  of  Machonery”），《经济史探讨》（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第22卷，1985年，第378-401页。）。他在1983年的文章里论证说，美国土地充裕导致利息对利润的比率高，因此19世纪美国经济所有部门实际上都比英国资本密度低。这一论点的关键在于美国的利息对利润的比率是否确实比英国高。从历史文献记录来看，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清楚：美国的利率的确比英国高，英国政府证券的利率在19世纪开始时为4%—5%，而美国政府证券在19世纪头20年为6%以上。19世纪70年代，新英格兰市府证券的利息回报为5.5%，可英国统一公债的利息率只有3%。19世纪90年代中期，新英格兰市府证券利率降到了4%，英国统一公债利率则跌到了2.5%。然而，这只是名义利率，如果把美国投资的风险考虑进去，有学者认为投资者所期待的回报率或者说实际利率大概和英国差不多。对于这个问题，菲尔德求助于研究利率的权威学者悉尼·霍默。后者的研究发现，尽管19世纪有关美国人违约拖欠的传言很多，与实际情况相比，显然是过于夸张了。更重要的是，同为新近开发、土地辽阔的加拿大与澳大利亚，其殖民地法规跟英国类似，而且这两地的政府几乎从来不违约拖欠，可当时要付的利率和美国也差不多。迈可·爱德尔斯坦的研究也进一步证实，英国投资者在1870—1914年海外证券上所得回报，远远高于国内证券，哪怕是把违约拖欠的风险考虑进去也是如此（注：亚历山大·詹姆斯·菲尔德：《土地充裕、利息/利润比率和19世纪美英两国的技术》，第420-421页。）。菲尔德在1985年的文章中则对美英两国在19世纪中期的资本密度作了估算和比较。尽管特闵第一个指出美国制造业的资本密度可能比英国低，但他从未计算资本密度以支持其观点。菲尔德的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白，他用单位产值的资本密度（K/Q，其中K=资本，Q=产出）和单位劳动力的资本密度（K/L，其中K=资本，L=劳动力）来对美英两国加以比较，在对所掌握的1850年美国有关数据和1860年英国有关数据进行复杂计算后得出如下结果：1860年英国的K/Q对1860年美国的K/Q比值=1.451860年英国的K/L对1860年美国的K/L比值=1.25这就是说，就单位产值的资本密度而言，英国在1860年是美国的1.45倍，就单位劳动力的资本密度而言则是美国的1.25倍。此外，菲尔德还计算了两国制造业的资本密度，其结果为：1860年英国制造业K/Q对1860年美国制造业K/Q的比值=3.161860年英国制造业K/L对1860年美国制造业K/L的比值=1.88（注：菲尔德：《论机器之不重要》，第392-394，397-398页。）这就是说在制造业部门，英国1860年的单位产值资本密度是美国的3.16倍，1860年的单位劳动力资本密度是美国的1.88倍。因此，菲尔德最后的结论是：无论是就英美两国经济总体而言，还是就两国制造业而言，英国在19世纪中期的资本密度都高于美国。菲尔德有关英美两国资本密度的计算结果，并未解开约翰·A.詹姆斯和乔纳森·S.斯金勒所说的“劳动力稀缺之谜”。在这两位经济史学家看来，无论是赞成“劳动力稀缺论”的学者，还是反对这一观点的人，都有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赞成者解释不了特闵指出的高利率和美国经济的资本密度实际上比英国低的事实；反对者又无法解释为什么英国人在美国的机器生产面前自愧弗如。詹姆斯和斯金勒认为，解开这个谜底的关键在于将美国制造业的技能部门和非技能部门区别开来。他们之所以作如是观，是因为他们接受了“戴维—卢森堡假设”（注：约翰·A.詹姆斯和乔纳森·S.斯金勒：《解开劳动力稀缺之谜》（JohnA.James  and  Jonathan  S.Skinner，“The  Resolution  of  the  Labor-Scarcity  Paradox”），《经济史杂志》第45卷，1985年，第514、524页。）。经济史学家保罗·戴维和技术史学家内森·卢森堡曾分别在他们的著述中提出一种见解：资本和自然资源之间具有互补性  （complementarity），即自然资源投入越多，资本投入也会越多（注：内森·卢森堡：《美国技术：进口的还是本土的？》（Nathan  Rosenberg，“American  Technology：Imported  or  Indigenous？”），《美国经济评论汇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roceedings  ）第67卷，1977年，第21-26页；保罗·戴维：《

技术选择、创新和经济增长》（Paul  David，Technical  Choice，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伦敦1975年，第19-91页。）。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木材制造工业。美国木材极其丰富，作为自然资源投入生产的总量相当大，结果19世纪上半叶美国加工木材的机器特别多，而且十分先进，锯、刨、榫、打洞等都是用机器完成。以增加值计算，美国木材制造工业在1860年是仅次于棉纺业的第二大工业部门（注：内森·卢森堡：《技术与美国经济增长》（Nathan  Rosenberg，Technology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纽约州阿蒙克1972年版，第27页。）。简言之，“戴维—卢森堡假设”把资源丰富视为美国制造业大量使用机器的一个重要原因。詹姆斯和斯金勒把这个“戴维—卢森堡假设”向前推进了一步，他们不仅认为资本和自然资源具有互补性，而且发现这种互补性在技能部门比非技能部门要高。这就是说自然资源投入的增加在技能部门会造成更多的资本投入，或者说更高的资本密度。因此他们在建立美、英两国经济的总平衡模型时，把经济部门分为技能制造业、非技能制造业和农业三大部门，生产投入则分为技能劳动力、非技能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自然资源）四种。这两位学者把1849年美国统计数据和1851年英国统计数据输入计算后发现：在技能制造业部门英国的资本密度为平均每个工人413美元，低于美国的539美元，但是在非技能制造业部门，英国的资本密度为平均每个工人848美元，大大高于美国的559美元（注：詹姆斯和斯金勒：《解开劳动力稀缺之谜》，第528-530页。）。这个结果不仅证明了他们对“戴维—卢森堡假设”的推论，而且解决了学术界长期以来在探讨“劳动力稀缺论”时难以对付的矛盾问题。从他们的计算和论证看来，英国人在1851年承认美国在机器生产上领先，和美国经济资本密度当时实际上比英国低，并没有什么矛盾，因为英国人称赞的部门，尤其是枪械制造，都是典型的技能制造业部门。资本和自然资源的互补性高使这些部门的资本密度超过了英国，可是在美国经济比重中占主体的是非技能部门，资本和自然资源的互补性则比较低，资本密度也不及英国。因此，就美国经济总体而言，其资本密度在19世纪中期尚未超过英国，而且直到1880年仍略低于英国。据这两位学者计算，美国经济的资本密度到1890年真正超过了英国，当时美国人均劳动力资本密度为1535美元，英国只有1176美元（注：詹姆斯和斯金勒：《解开劳动力稀缺之谜》，第535页。）。三关于“美国制造业体系”和“劳动力稀缺论”的讨论，使美国学者从长期以来对19世纪上半叶技术发展程度的过高估计，回到了比较符合历史史实的结论上，即美国制造业体系当时在大多数工业部门尚未形成，美国经济和制造业的资本密度还没有超过英国。这一结论是和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学者在一系列其他重大问题上的再思考相一致的，其中包括对内战前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的重新估算，对早期工厂制和工业化的重新认识，特别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思对于工业革命的重新解释。可以说，关于“美国制造业体系”和“劳动力稀缺论”的研究有助于增进我们对这些极其重要的学术进展的认识。1967年以前，美国学术界对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经济发展有多种不同的看法，但大都认为曾出现过转折性增长，即增长率突然加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然是沃尔特·罗斯托的“起飞论”。他认为，19世纪40年代初铁路建设在其他部门创造的需求以及为其他部门提供的服务，成了推动美国经济迅速起飞的发动机。可是，保罗·A.戴维后来对人均实际产值所作的估算显示，19世纪30年代和19世纪40年代的平均年增长率并未出现转折性突然加速，这一点从以下的图表中看得非常清楚：1800-1860年实际产出增长的估算（注：阿塔克和帕瑟尔：《美国历史的新经济观》，第8-12页。）附图现在，经济史学家一般都认为，罗斯托的“起飞论”不适用于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相当一部分学者倒是赞成亚当·斯密对早期工业增长根源和过程的分析。在他们看来，生产率和收入方面的进步可以在没有重大技术变革或有形资本变化的情况下取得。这就是说，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市场的扩大，会导致生产因素、厂家和地区在生产上的专业化，从而使经济组织发生变化，进而通过资源的合理配置、充分利用及规模经济来提高生产率。这样的生产率增长是比较平衡的，不是罗斯托突然起飞的模式（注：斯坦利·L.英格曼和肯尼思·L.索科洛夫：《技术和工业化，1790-1914年》（Stanley  L.Engerman  and  Kenneth  L.Sokoloff，“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ization，1790-1914”），载于斯坦利·L.英格曼和罗伯特·E.戈尔曼主编：《剑桥美国经济史》（Stanley  L.Engerman  and  Robert  E.Gallman，eds.，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第2卷，剑桥2000年版，第368-369页。）。美国学术界不仅有人否认内战前的所谓经济起飞，而且对这个时期工业化发展程度是否如过去估计的那样高也有人表示怀疑。乔纳森·普鲁德认为，人们长期以来一提到早期工业化过程中的工厂，脑子里出现的就是高大的厂房、大量的工人、水轮、烟囱和机器。其实，当时人说的“工厂”在词义上并不一定和大规模机械化生产相联系，而是包括多种生产组织，从新英格兰洛威尔的大棉纺厂到东北部乡村地区的作坊，还有费城一带直至南部的制造业小工场。普鲁德和前面所说的经济史学家们一样，认为早期工业化最重要的特点不是机器，而是劳动分工的增加。劳动分工既可以由集中化生产的大工厂来完成，也可以由外包制或小工场的分散化生产来完成，或者把二者结合起来。例如，北部棉纺工业有些厂商就是用工厂生产棉纱，而把织布外包给手工织布者，其中包括农村妇女（注：乔纳森·普鲁德：《美国革命后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工厂》（Jonathan  Prude，“Capitalism，Industrialization，and  the  Factory  in  Post-revolutionary 

; America”），载于保罗·A.吉尔杰编：《独立的回报：美利坚共和国早期的资本主义》（Paul  A.Gilje，ed.，  Wages  of  Independence:  Capitalism  in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威斯康辛州麦迪逊1997年版，第81-88页。）。罗伯特·A.马戈在最新出版的《剑桥美国经济史》中也指出：“事实上，大部分制造业工人在1860年仍然是在没有机器设备的小型工场工作。在很多历史学家看来，这些工场不能说是现代意义上的工厂。”（注：罗伯特·A.马戈：《19世纪的劳动力大军》（Robert  A.Margo，“The  Labor  For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剑桥美国经济史》第2卷，第234页。）对工业化发展程度的这种保留态度，还导致对“新劳工史学”有关工匠研究的反思。自从艾伦·道利的《阶级和社区：林恩的工业革命》在1976年问世以来，很多新劳工史学家们都热衷于研究工匠作为工业化进程的牺牲品是如何沦落或者说无产阶级化的。他们看到的是小工场的衰败，听到的是这些工匠的抗议之声，感觉到的是所谓共和主义的脉搏，而在这一切的后面当然是工业化的巨轮。可是，现在有学者认为，这样的描绘并不能反映内战前美国工业化的全貌。理查德·斯达特指出，大谈工匠沦落和工场衰败的新劳工史学家的目光集中在城市地区，可是内战前城市工匠不到总人口的5%，大部分工匠生活在乡村地区。对于乡村工匠的情况，劳工史学家知之甚少。就是对于城市工匠，他们的研究也有很大局限性。诚然，在劳工史学家研究最多的制鞋业，工厂制的出现给工匠造成了灾难性影响，可是大部分手艺行业的情况并没有这么糟，有些还相当好。例如，建筑业就未受影响，泥水匠直到19世纪末都很吃香。经济学家迈可·J.皮奥尔把制造业分为两类部门：标准产品部门要求有大规模机器生产，特殊产品部门则要求有高技能工匠。另外，每一个部门都会有非标准化的需求，不能靠大规模机器生产来满足，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棉纺业。新英格兰的大棉纺厂靠机器生产大量供应市场的标准棉布，可费城的小棉纺厂则靠高技能工匠生产各种因季节而变化的产品。纽约的印刷业亦复如此，既有以蒸汽作动力的高速旋转印刷机大批量印刷报纸书籍的大厂，也有靠脚踩印刷机和技工小批量生产顾客订货的小厂。1860年统计数据显示，当时美国制造业厂家平均雇员人数只有9.3个，甚至在大棉纺厂集中的新英格兰也只有19个。因此，斯达特估计，工匠在工业化过程中要么在需要高技能工人的小厂家谋生，要么在大工厂当工头或技师，真正沦为普通机器操作工的应该很少。这就是说，工业化对于工匠地位的下降是否真的产生了那种催枯拉朽的破坏作用，是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的（注：理查德·斯达特：《工匠和资本主义的发展》（Richard  Stott，“Artisans  and  Capitalist  Development”），载保罗·A.吉尔杰编：《独立的回报：美利坚共和国早期的资本主义》，第101-107页。）。与这些经济史学家和劳工史学家的再探讨相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对工业革命的再解释把我们引向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当然，诺思关心的不仅是美国，而且是整个西方的工业革命。他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化》一书中指出，“工业革命”这个说法是在阿诺德·汤因比于1880-1881年的系列讲座中使用后才广为人知的。工业革命时代的几位有真知灼见的经济学家，从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直至卡尔·马克思，好象都没有提到这场革命。在诺思看来，“我们称之为工业革命的这个时期并不是像我们有时所相信的那样是不同于过去的激变。相反……它是以前一系列事件的渐进的积累”。人口增长在工业革命开始的18世纪之前就已发生，大城市在工业小镇崛起之时早已有之，英国人的收入在亚当·斯密还未出世时就在增加，詹姆士·瓦特的蒸汽机只是在纽克门蒸汽发动机基础上进行改良的结果（注：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化》（Douglass  C.North，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纽约1981年版第160-162页。）。诺思认为，过去研究工业革命的历史学家们过于强调技术变革是这个时期的主要动力，其实，工业革命是因为市场扩大开始的。市场扩大导致生产专业化与劳动分工，增加了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为了降低交易成本，组织变化才随之而来，于是我们看到了从手工生产到外包制再到工厂制的演变。在这个过程中，创新发明的成本大大降低了，发明者的产权也有了更好的法律界定，加之市场扩大的影响，创新的回报率乃得以提高。工业革命中发生的这一切，为技术方面的真正革命——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第二次经济革命”——铺平了道路。第二次经济革命中的组织变化和技术变革做到了工业革命所没有做到的事，那就是把科学与技术结合在一起，真正形成了新知识的弹性供给曲线，从而使社会的生产潜力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诺思把人类进入农耕社会和古代文明的兴起看作是第一次经济革命，把过去100多年的变化视为第二次经济革命，他认为只有这两次经济革命才使新知识的供给曲线发生了转折性变化，而不是像工业革命那样仅仅是一种创新的累积。诺思强调说，这种社会生产潜能之所以能实现，是因为产权的重新调整使发明创新的私人回报率接近了社会回报率。因此，知识和技术虽然为人类福利设定了上限，但并不能决定人类在这个范围内能有多大的成功。政治和经济组织这些调整产权的结构，才决定了经济的表现，也决定了知识和技术的增长速度（注：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化》，第167-169、171-172页。）。诺思有关经济史的这番宏论当然还有待探讨。不过，前述经济史学家、技术史学家和劳工史学家从不同角度对内战前美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再思考，倒是殊途同归地证明：诺思关于工业革命不是那么革命的论点，发人深省。诚然，谁都不会否认内战前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包括技术方面的进步，但是如果过分强调工业革命以技术为动力，那就有可能在很多方面夸大它所带来的变化。诸如我们在有关美国制造业体系、资本密度、经济起飞论、工厂制大规模机器生产和工匠地位等一系列问题的讨论中所看到的偏差就会发生。事实上，内战前美国的经济增长仍然是以投入数量增长（extensive  growth）为主，投入效率增长（i

ntensive  growth）为辅（注：“extensive  growth”是指因投入数量增加而导致的产出增长，单位投入的产出并未增加。“intensive  growth”是指因投入效率的提高而导致的产出增长，单位投入的产出增加。）。据有些学者统计，1840-1860年美国全国净生产总值的增长只有15%系生产效率提高所致。到1870-1930年，这个比例上升到27%，  1940-1990年则高达45%（注：阿塔克和帕瑟尔：《美国历史的新经济观》，第19页，表1.5。）。所以，从技术和效率角度来讲，工业革命确实还不是那么“革命”。诺思在这里不仅告诫我们不要过于偏重技术因素的分析，而且提醒我们国家和产权的重要。应该说，内战前美国政治和经济组织的结构调整，特别是美国宪法和私法在刺激创新、发明、开发方面日趋突出的作用，才是决定美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正是由于这方面的重要进展，加上工业革命的技术累积效应，第二次经济革命才成为可能，而且在最大限度发挥生产潜能方面实现了工业革命所未能实现的转折性变化。四关于“美国制造业体系”和“劳动力稀缺论”的讨论，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内战前的美国经济和工业化过程加深认识，而且可以使我们对19世纪美国工业的特点和优势有比较清楚的了解。由于美国利率高，资本稀缺，劳动力少，但土地和自然资源相当丰富，结果美国工业与英国相比自然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当时人们对此就有很多观感。后来美国学者就制造业体系和劳动力稀缺展开的讨论，则对这些特点和优势作了进一步的归纳。首先，美国由于资本短缺在固定资本投资上难以着眼于长期耐用，而是追求短期效果，加速折旧。H.J.哈巴库曾经指出，一个罗德艾兰纺织厂在1813年才建成，到1827年就全部拆了重建。英国纺织厂则不到破产恐怕是很少会被拆掉重来的。美国财政部长在1832年报告说，大部分纺织厂的顶楼和外屋里堆满了被拆卸的废旧机器。托克维尔也曾提到，美国人认为他们的汽船用不久是因为他们造船时就没有足够的资本。英国铁路建筑商爱德华·华特金在1851年访美后写道：“美国铁路的成本被降了下来，是由于一点点资本要修很长的路。这样就失去了我们的铁路所具有的长久耐用性的很多要素。”炼铁业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美国人为了使炼铁炉多出铁快出铁，把汽压提高到每平方英寸9磅，英国炼铁炉的汽压只有每平方英寸5磅。这种“拼命干”的炼铁方式把产量提高了50%，但是把炼铁炉的寿命却减少了80%。当英国人批评这种做法时，美国炼铁业者的回答是：对于他们的炼铁炉来说，“时间虽短，生命美满”。这不仅是美国人的幽默，也是美国工业当时特点的真实写照（注：菲尔德：《土地充裕、利息/利润比率和19世纪美英两国的技术》，第410-412页。）。其次，在美国这个资本短缺利息高的国家，人们总是想尽量减少库存或尚在生产过程中的产品每年的利息成本。这就是说要减少产品从原料到加工直至出厂到最终消费者手中的时间，标准化的大规模生产后来便成了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之一。企业史权威学者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在论述19世纪后期崛起的现代大企业的大规模生产时，就非常强调所谓“流量产出”（throughput）的速度。在他看来，以等级分明的管理人员的组织协调为特点的管理革命是实现这种大规模高速生产的重要保证。到世纪之交时，弗利德里克·泰勒的科学管理同样也是为了加快生产速度，不过不是在企业组织上做文章，而是对工人生产时的动作和所需时间作研究，想最大限度地利用工人的体能。毫不奇怪，泰勒的科学管理在美国的影响比在英国要大得多（注：宏萧：《从美国体系到大规模生产》，第414-416页。）。第三，美国人在资本投入和生产时间上精打细算，在原料的使用上却可以为了提高生产速度而不惜“浪费”。因为美国在生产因素上最占优势的就是自然资源，这是英国和很多别的国家都没法与美国相比的地方。美国木材制造业使用的圆锯速度快，但是由于叶片厚，齿间距离大，把大量木料都变成了锯木屑，这在英国是不能容忍的。一位在19世纪70年代初访美的英国人曾这样评论说：“美国的木材制造从木料到成品都是以浪费为特点。这种浪费完全可以说是犯罪。”（注：卢森堡：《技术与美国的经济增长》，第28页。）所以，正如亚历山大·詹姆士·菲尔德所指出的一样，西奥多·罗斯福在19世纪末开始宣传的自然保护观对于当时的美国人来说确实是一种新思想（注：菲尔德：《土地充裕、利息/利润比率和19世纪美英两国的技术》，第416页。）。内战以后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的工业发展终于在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据保罗·贝洛奇研究，美国在全世界制造业产值中所占比重是在1880-1900年之间超过英国的。它的人均工业产值在1880年时排名世界第4，1900年以后跃居世界第一。当机器制造的鞋和机床等美国产品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涌入英国与欧亚大陆后，欧洲人发出了“美国入侵”的惊呼。显然，对于道格拉斯·诺思来说，美国工业在世纪之交的崛起是他所说的“第二次经济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认为，以国家和产权为核心的结构性调整，还有科学与技术的紧密结合，是生产潜能的实现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原因。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有关现代大企业和管理资本主义的学说，为我们解释美国工业的飞跃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奥格斯·麦迪逊在分析美国经济的世界领先地位时，则把它和技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注：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看得见的手》（Alfred  D.Chandler，Jr.，The  Visible  Hand），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77年版；奥格斯·麦迪逊：《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Augus  Maddison，Phas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牛津1982年版。）。作为美国学术界对“美国制造业体系”和“劳动力稀缺论”展开的讨论的一种延续，经济史学家们对于美国在世纪之交跃升为世界头号工业大国，也从生产因素的角度提出了他们的看法。这些经济史学家强调的是美国在资本深化和资源密集方面的优势。路易斯·P.蔡因和唐纳德·G.帕特森对1850-1919年美国制造业19组工业部门的生产因素偏好作了研究，发现其中16组有使用资本偏好，14组有节省劳动力偏好，12组有使用原料偏好。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从1870年开始，美国的资本和原料价格相对于劳动力价格出现了下跌趋势（注：路易斯·P.蔡因和唐纳德·G.帕特森：《制造业的生产因素偏好和技术变化：美国体系，1850-1919年》（Louis  P.Cain  and  Donald  G.Paterson，“Factor  Biases  and  Technical  Change  in 

; Manufacturing：The  American  System，  1850-1919”），《经济史杂志》第41卷，1981年，第341-360页。）。资本价格的下跌使内战前美国资本密度低于英国的情况逐渐发生了改变，到1890年时资本密度超过了英国。斯坦利·L.英格曼和肯尼思·L.索科洛夫在论述从内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的工业发展时也指出：“与这个时期制造业产值和劳动力迅速增长相伴随的，是资本资产更为迅速的增长。它导致资本对劳动力和资本对产值的比例增加。这是几乎所有的制造业部门在发展趋势上的特点。”不过，他们认为19世纪70年代后实际利率停止下跌，因此资本密度增加实际上是新技术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增大了对资本需求的结果（注：英格曼和索科洛夫：《技术和工业化，1790-1914年》，第386页。）。不管是因为资本成本下跌，还是因为资本需求增加，反正资本密度提高是不争的事实。除了资本密度以外，经济史学家现在愈来愈注重美国在自然资源方面的优势。斯坦福大学著名经济史学家盖温·赖特对1879-1940年美国进出口制造品的生产因素构成作了研究。他惊奇地发现，这段时期美国出口制造品的最为显著的特点不是资本密集，也不是技能密集，而是资源密集，即不能再生产的自然资源含量高。可以说，美国在世纪之交时的资源大国地位是无可匹敌的，它在1919年时生产全世界天然气产量的95%，石油产量的65%和铜产量的56%。在当时14种主要矿产中，美国有12种的产量为世界第一，其他2种为世界第二。赖特承认，美国出口制造品资源密度在1879-1929年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呈现上升趋势，并不等于说我们就可以低估美国的技术领先在推动工业发展方面的作用。然而，这一趋势确实告诉我们，美国工业最初称雄于世界是和它的资源环境分不开的。随着这种环境优势在世界资源市场一体化过程中的削弱，美国工业的成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乃愈来愈取决于“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工队伍、立足于科学的日益复杂的技术和科学研究上的世界领先地位”（注：盖温·赖特：《美国工业成功的根源，1879-1940年》（Gavin  Wright，“The  Origins  of  American  Industrial  Success，1879-1940”），《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第80卷，1990年，第655-662、651、665页。）。不过，就整个19世纪而言，包括20世纪初，美国制造业产值的增加主要得力于生产因素投入的增多，而不是生产因素总体生产率的提高。后者起的作用最初比较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逐渐增加。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年代，生产率提高对国民产值增加所起的作用，终于超过了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中任何一个的增加所能产生的影响（注：英格曼和索科洛夫：《技术和工业化，1790-1914年》，第384-385页；阿塔克和帕瑟尔：《美国历史的新经济观》，第19页，表1.5。）。研究19世纪的美国历史不能偏离这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否则就易于弄出“美国制造业体系”和“劳动力稀缺论”一类的神话，像布鲁思·劳瑞说的一样把内战前的年月解读为“镀金时代”（注：布鲁思·劳瑞：《从工匠到工人：19世纪美国的劳工》（Bruce  Laurie，Artisans  into  Workers：Labor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纽约1989年版，第42页。），甚至于“美国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