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存日本的唐人诗集《杂抄》考释

佚存日本的唐人诗集《杂抄》考释

一　引言唐代的文献典籍，距今千有余年，世人偶得一纸半叶，必视若拱璧镒金。然而，由于自然造化和历史因缘，20世纪终于出现两大奇迹：一是敦煌藏经洞的意外发现，二是日本公私珍藏次第公开。日本公私庋藏的唐代典籍或唐人抄本，以遣唐使携归者居多，不仅数量宏富，质量尤可称道。以唐人诗卷（偶含唐以前人作品）为例，日本保存的《翰林学士集》、《新撰类林抄》、《赵志集》、《唐诗卷》、《唐人送别诗》、《杂抄》等，新旧《唐书》及宋代诸家书目均无著录，其中包含大量《全唐诗》未收之佚诗，称之“海外遗珍”不为过。《杂抄》系新近发现的唐人（疑有唐以前人作品）乐府诗残集，现为日本宫内厅书陵部（皇家图书馆）收藏。2000年3月住吉朋彦先生撰文作了介绍，（注：住吉朋彦《伏见宫旧藏〈杂抄〉卷十四》，载《书陵部纪要》第51号，2000年3月。）其时笔者在日本文部科学省所属国文学研究资料馆任客座教授，得知这一信息后即邀著名文献学家松野阳一馆长同去查阅，然因时间和条件所限，当时未能抄录全文。此后经与书陵部交涉，获准制成首份缩微胶卷，遂得仔细判读。兹据管见著录如次：书名：杂抄编者：佚名形状：粘叶装册子类别：抄本卷数：存一卷（卷第十四）尺寸：高28.5厘米，宽12.7厘米页数：正文48面，新补封页2面编号：书陵部70165/1（伏2036）此书发现时呈散脱状，所幸现存的12纸，不仅每纸折口处尚存粘贴痕，书脑上方还标有序号，大致无碍判读。残卷存诗34首（住吉朋彦作35首），另附散文1篇。经检索《全唐诗》，34首作品中仅见16首，且诗题、作者、字句间有异同；其余的18首属于佚诗，包括令狐公、李端、李南、屈晏、朱千乘、崔国辅、法振、崔曙、张谓、郑遂、刘琼11人的作品。本文先依原书次序列出《杂抄》所收作品的篇名和作者，并加案语作简单解说，然后对《杂抄》的由来、成书年代及编者进行考证。关于《杂抄》作品的辑佚、校勘等，拟另行撰文考述。二　篇名与作者经书陵部修复的《杂抄》为册子本，新补茶色锦缎包背装封面；卷首内题“杂抄卷第十四／曲下”，共抄录唐人（其中4人无法确定时代，详后）乐府类诗34首（另散文1篇），其中6篇仅摘录2句或4句。正文低1格标记诗题，同行下方注作者名（后续作品系同一作者，不另注名），改行书作品本文。纸面隐隐有押界，高22.7厘米，宽约1.6厘米。折口外侧每面书7行，内侧每面书6行；每行约17-19字不等。字体以楷书为主，但多连笔书写，因而又近草体，有些字不易辨认。行间字旁偶注别字，墨色及书风与本文类同，推测出自抄手本人。兹据原本顺序，列出篇名和作者。原本省略的作者名，均一一补出。判别作品佚存时，以《全唐诗》和《乐府诗集》为依据，兼参考了别集、类书、辑佚类书籍。附图图一　《杂抄》卷首(1)《乐府词》，令狐公（佚）。案：七言古诗（4句），《全唐诗》、《乐府诗集》等未见。“令狐公”，住吉朋彦疑即“令狐楚”，当是。(2)《妾薄命》，李端（存）。案：杂言古诗（摘4句），存《全唐诗》卷二四、《乐府诗集》卷六二，原诗16句。(3)《古别离》，李端（存）。案：五言古诗（摘2句），存《全唐诗》卷二六、《乐府诗集》卷七一，原诗38句。(4)《长安路》，钱起（存）。案：五言律诗（摘2句），《全唐诗》卷二四九署“皇甫冉”，注“一作韩ｈóｎｇ＠①诗”。(5)《画角歌送柳将军赴安西》，李端（佚）。案：七言古诗（24句），《全唐诗》、《乐府诗集》等未见。(6)《白帝祠歌送客》，李端（佚）。案：杂言古诗（30句），《全唐诗》、《乐府诗集》等未见。(7)《送春曲》，李端（佚）。案：杂言古诗（11句），《全唐诗》、《乐府诗集》等未见。(8)《梦仙歌》，李端（佚）。案：七言古诗（22句），《全唐诗》、《乐府诗集》等未见。(9)《荆门雨歌送从兄赴夔州》，李端（存）。案：七言古诗（30句），《全唐诗》卷二八四题“荆门（一本此下有雨字）歌送兄赴夔州”，仅存24句。(10)《玉女台歌送客》，李端（佚）。案：杂言古诗（28句），《全唐诗》、《乐府诗集》等未见。(11)《周开射虎歌》，李端（佚）。案：七言古诗（24句），《全唐诗》、《乐府诗集》等未见。(12)《折杨柳送别》，李端（存）。案：五言古诗（20句），《全唐诗》卷一八、《乐府诗集》卷二二均题“折杨柳”。(13)《楚王曲》，李端（佚）。案：七言古诗（30句），《全唐诗》、《乐府诗集》等未见。(14)《胡腾歌》，李端（存）。案：七言古诗（18句），《全唐诗》卷二八四题“胡腾儿（一作歌）”，存19句。(15)《离歌辞呈司空曙》，李端（存）。案：七言古诗（28句），《全唐诗》卷二八四题“杂歌”。(16)《莫攀枝》，李益（存）。案：五言绝句，《全唐诗》卷二八三题“金吾子”。(17)《落花词》，李南（佚）。案：五言绝句，《全唐诗》、《乐府诗集》等未见。(18)《秋猿吟》，屈晏（佚）。案：七言古诗（16句），《全唐诗》、《乐府诗集》等未见。(19)《长门诗》，朱千乘（佚）。案：七言绝句，《全唐诗》、《乐府诗集》等未见。(20)《霍将军妓》，崔国辅（佚）。案：杂言古诗（25句），《全唐诗》、《乐府诗集》等未见。(21)《李尚书美人歌》，沙门法振（佚）。案：杂言古诗（24句），《全唐诗》、《乐府诗集》等未见。(22)《少室山韦炼师升仙歌》，皇甫冉（存）。案：七言绝句，存《全唐诗》卷二四九。(23)《蓟门北行》，李义仲（存）。案：五言古诗（摘2句），《全唐诗》卷一五八题“蓟北行”，署“李希仲”，原诗16句。(24)《题遐上人院画古松歌》，朱湾（存）。案：杂言古诗（16句），《全唐诗》卷三六题“题段上人院壁画古松”。(25)《湖上对酒行》，张谓（存）。案：七言古诗（12句），存《全唐诗》卷一九七。(26)《宛丘李明府厅黄崔吟》，崔曙（佚）。案：七言律诗，《全唐诗》、《乐府诗集》等未见。“崔”疑“雀”之误。(27)《采莲女》，李白（存）。案：七言律诗（摘2句），存《全唐诗》卷二一、一六三，题“采莲曲”。此诗在《全唐诗》中重出，住吉朋彦记作2首。(28)《宫中行乐》，李白（存）。案：五言排律（摘4句），《全唐诗》卷二八题“宫中行乐词”，原诗64句。(29)《放歌行》，张谓（佚）。案：杂言古诗（26句），《全唐诗》、《乐府诗集》等未见。(30)《梅花行》，郑遂（佚）。案：五言绝句，《全唐诗》、《乐府诗集》等未见。(31)《苦热行》，刘琼（佚）。案：七言古诗（12句），《全唐诗》、《乐府诗集》等未见。(32)《扶风行》，刘琼（佚）。案：七言古诗（16句），《全唐诗》、《

乐府诗集》等未见。(33)《弹棋歌送崔参军还常山》，李倾（存）。案：杂言古诗（摘12句），存《全唐诗》卷一三三。原诗14句，题“弹棋歌”，署“李颀”。(34)《韩大夫＠②骠马歌》，张九龄（存）。案：七言古诗（摘26句），存《全唐诗》卷一九九。原诗28句，题“卫节度赤骠马歌”，署“岑参”。(35)《蜀道招北客吟》，岑参（存）。案：存《文苑英华》卷三五八、《唐文粹》卷三三，题“招北客文”。三　伏见宫旧藏与世尊寺流日本发现的唐代佚书，如《翰林学士集》、《新撰类林抄》、《唐诗卷》、《赵志集》、《唐人送别诗》以及《王勃集》、《文馆词林》、《游仙窟》、《翰苑》等，大多收藏保存在寺院或神社，传承的经纬比较清晰。然而，《杂抄》却出自皇族伏见宫家，1958年由宫内厅书陵部接管伏见宫旧藏之前（确切地说，是在2000年3月住吉朋彦撰文介绍之前），无人知道天壤间有这部秘籍。伏见宫旧藏以平安—江户时代的乐舞书籍为主题，包括大量的乐谱、要诀、章程、实录、证书等，零星的文书及归属不明的断简、纸片则别为一箧。书陵部在完成乐书的编目后，着手整理箧中的杂乱文书，结果判明大部分断简、纸片归属于某部乐书（如封面、包纸、标签、脱页等），经修补后分别与本体合璧；惟独题为“杂抄卷第十四”的唐诗抄本12纸，几经查核未得僚简，且内容与其他的日本乐书不同，故单独加以修复。《杂抄》虽然与其他的乐书有所区别，但此卷收录的34首作品（另散文1篇），均是与乐曲关系密迩的乐府类诗（卷尾的散文《蜀道招北客吟》亦可供吟咏），在《杂抄》中归入“曲下”部类，与其他的日本乐书至少具有间接的关联。因此，这部诗卷出现在伏见宫家以乐书为主题的藏书群中，有一定的必然性，大概不会是偶然混入的。伏见宫家贵为日本皇族，为何拥有令人惊叹的乐书珍藏？这至少要追溯到14世纪中叶。日本建武三年(1336)，武士头领足利尊氏起兵攻克皇城京都，囚禁后醍醐天皇，另立光明天皇即位。不久后醍醐天皇趁乱逃脱，在吉野山重新组阁（南朝），形成与京都政权（北朝）对峙的南北割据局面，史称“南北朝”。北朝首代光严天皇的长子益仁（后改名“兴仁”），1348年受禅即位，是为第三代崇光天皇。1351年足立尊氏因内纷投向南朝，北朝一时被废。崇光天皇出走吉野，旋入河内天野山金刚寺，1357年始得还京，在伏见（地名）筑宫定居。其间从父（时称“光严上皇”）学习琵琶，以排遣胸中郁闷，也许因为心无旁骛，数年之后尽得真传。1392年落发为僧，法号“胜圆心”，更淡视名利，遂潜心乐理。值得一提的是，自后深草天皇(1243-1304)以来，持明院系的历代天皇，视琵琶的传习为帝王显学。这一传统由光严天皇传至崇光天皇，崇光天皇于1398年去世后，荣仁亲王(1351-1416)遂为伏见宫家首代掌门，子孙代代继承祖业而犹重乐道。明治维新(1868)后，从伏见宫分出梨本、山阶、久迩、小松、华顶、北白川、东伏见、贺阳、朝香、东久迩、竹田11支，本家则延续到1947年第24代博明王脱离皇籍为止。伏见宫家从崇光天皇开始传习琵琶，同时着手搜集相关乐书，经后代的不懈努力，家藏乐书日渐富赡，终于形成日本历史上别具一格的专题收藏。伏见宫旧藏捐献给宫内厅书陵部之后，曾引起社会的广泛注目，诸如《琵琶谱》等珍籍陆续影印出版，裨益学界已久。（注：《伏见宫旧藏乐书集成》（共3卷），由宫内厅书陵部收入“图书寮丛刊”，分别于1988年、1995年、1998年出版。）关于《杂抄》入藏伏见宫家的经纬及时期，由于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和实物佐证，目前还无法作出相应的判定。佚存日本的唐人诗卷，属于唐原抄本还是日本抄本，要作出准确的判定并非易事。尤其是奈良时代(710-794)，日本抄本多用唐纸，书法追随唐风，避讳等一依其旧，一旦缺损卷末的抄手跋记，难以确定抄本的归属。（注：如一直被认为是唐抄本的《翰林学士集》，最近藏中进教授从纸背文书等分析，指出了日本抄本的可能性。参见藏中进《真福寺本〈翰林学士集〉的传承》，载《亚洲游学》第27期，勉诚出版2001年5月。）《杂抄》的情况如何呢？书陵部在修补残卷时，发现卷尾（第47面）左肩有长条形贴纸痕迹，后从杂纸中找出剥脱的纸札，上书“世尊寺殿定实卿／杂抄卷第十四”，字体与本文不同；下端钤有阳文印章一颗，经比照《和汉书画古笔鉴定家印谱》，（注：参见伊井春树等编《古笔切提要——复制手鉴索引》，淡交社1984年1月版，第432页。）判识是朝仓茂入的专用鉴定印，据此可以认定《杂抄》残卷系日本抄本。附图图二　《杂抄》卷尾日本平安初期（9世纪前期），嵯峨天皇、空海、橘逸势鼎立书坛，一味追随晋唐书风，号为“三笔”。宽平六年(894)废止遣唐使后，书法界出现向民族精神回归的趋势，小野道风、藤原佐理、藤原行成相继崛起，标志和风书法的勃兴，人称“三迹”。藤原行成开创的一派称“世尊寺流”，传至第17代藤原行季(1476-1532)，作为宫廷的御用书家，称雄书坛达半个多世纪。“世尊寺殿定实卿”即藤原定实，系世尊寺流的第4代，据《公卿补任》和《中右记》等记载，治历四年(1068)叙爵，元永二年(1119)致仕出家，存世作品以元永三年(1120)抄写的《古今和歌集》20卷（日本国宝）最著名。《杂抄》残卷如果出自藤原定实手笔，不仅在书法史上意义重大，而且可以确定抄写年代在11世纪末或12世纪初。然而，这张贴纸既非原抄本跋记，亦不似抄手自谓之词，所以不能凭此孤证草率定论。那么，这张贴纸出自何人之手呢？此人便是在贴纸下端捺印的朝仓茂入。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初期，出现一位鉴定书法作品的大家古笔了佐(1572-1662)，门下俊足辈出，朝仓茂入（号“道顺”）亦为其一。古笔家将历代经眼的稀世珍品制成样本，供鉴定时参考，此即传世的《藻盐草》和《翰墨城》，俱被指定为日本国宝。综上所述，大约在17世纪中叶，伏见宫家曾委托朝仓茂入鉴定《杂抄》残卷，朝仓茂入断为藤原定实手笔。朝仓茂入依据什么下此定论，目前不得而知。不过，《藻盐草》收有《新撰类林抄》等多种唐人诗歌断简，佐证古笔家对鉴定唐人诗卷颇有经验，朝仓茂入的鉴定当有所据。四　成书年代与编者国籍伏见宫旧藏《杂抄》虽是残卷，但迄今未发现其他传本，故堪称天下唯一孤本，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然而，由于旁证资料非常匮乏，许多谜团一时还不易揭开。下面拟对《杂抄》的成书年代及编者作些考证和推测。（一）《杂抄》的成书年代。《杂抄》残卷共收20名作者的35篇作品，这些诗人大多活跃于盛唐至中唐。兹将新旧《唐书》及《全唐诗》等列传的14人（李颀、李希仲从《全唐诗》），按出生年代的顺序排列如次。（注：参照小川环树著《唐诗概说》附录《唐代诗人年表》，岩波书店1997年7月版。）张九龄：仪凤三年(678)—开元二十八年(740)李颀：天授元年(690)—约天宝十年(751)李白：长安元年(701)—宝应元年(762)崔曙：约长安四年(704)—开元二十七年(739)崔国辅：？—天宝十四年

(755)岑参：开元三年(715)—大历五年(770)钱起：开元十年(722)—约建中元年(780)皇甫冉：开元十一年(723)—大历二年(767)李希仲：？—天宝年间(742-756)—？张谓：？—建中元年(780)—？李端：天宝二年(743)—约建中三年(782)李益：天宝七年(748)—太和元年(827)法振：？—大历贞元间(766-805)—？朱湾：？—贞元元和间(785-821)—？余下的6人，“令狐公”如据住吉朋彦推断即“令狐楚”，则生于大历元年(766)，卒于开成二年(837)，与朱湾约为同时期人；“朱千乘”中国文献无传，但据日本文献《高野大师御广传》，元和元年(806)赠诗空海，并有《朱千乘诗》一卷传入日本。至于李南、屈晏、刘琼、郑遂4人，住吉朋彦认为行宜无考，然《旧唐书》（卷二六《礼仪志》）载有“太学博士直弘文馆郑遂等七人”的奏议，时在太和六年(832)；（注：《旧唐书》未提到郑遂作诗事迹，故与《杂抄》中的郑遂是否同一人物，暂时存疑。）又《艺文类聚》引谢承《后汉书》和《抱朴子》，两次提到“李南”，则李南或许是唐代以前之人。综上所述，《杂抄》中出现的作者，以朱湾、令狐楚、朱千乘等中唐诗人为最晚，而未杂入晚唐诗人的作品，推测成书约在9世纪前期。（二）编者的国籍。《杂抄》之名未曾见诸历代文献辑录，残卷本身亦无相关记载，所以要考定编者是何人，在目前的状况下近乎不可能。下面退而求其次，对编者的国籍作一番推论。《杂抄》残卷中出现的20名诗人中，朱千乘、郑遂、李南、屈晏、刘琼5人，作品均未收入《全唐诗》，其中可以确定是唐人者，仅朱千乘一人而已。朱千乘其人，虽然唐代文献中未留下任何痕迹，但在日本史籍中却多次亮相。（注：朱千乘的佚诗及事迹，参见拙文《唐人赠空海送别诗》（载《亚洲游学》第27号，勉诚出版2001年5月）、《唐诗中的空海像》（载《国文学解释与鉴赏》第66卷第5号，至文堂2001年5月）。）(1)入唐僧空海于元和元年(806)学成归国，抵越州时朱千乘等5人赋诗相送，朱千乘诗题《送日本国三藏空海上人朝宗我唐兼贡方物而□□□□归海东诗》，并附长篇叙文，自署“前试卫尉寺丞”。上述唐人送别诗5首并叙文1篇，俱见空海传记《高野大师御广传》。(2)佚存日本的唐人诗集《新撰类林抄》，收朱千乘诗二首，即《山庄早春连雨即事》（七言律诗）和《早春霁后山庄即事》（五言古诗）。(3)大江维时(888-963)编撰的《千载佳句》（四时部春兴类）录朱千乘诗2句：“锦缆扁舟花岸静，玉壶春酒管弦清。”市河宽斋（河世宁）辑入《全唐诗逸》。以上诗4首（其一存2句。加上《杂抄》所收1首，共计5首）及叙1篇，中国均不传，（注：陆心源《唐文续拾》（卷五）所录《送日本国三藏空海上人朝宗我唐兼贡方物而归海东诗序》，辑自空海传记。）可知朱千乘在唐代属于默默无闻之辈。然而，其诗文在日本流播甚广，尤其被脍炙人口的《千载佳句》引载，必有特殊的因缘在内。翻检空海的《性灵集》（卷四），有日本弘仁三年(812)空海向嵯峨天皇进献书籍的《献杂文表》，兹抄目录如下：《急就章》1卷，《王昌龄集》1卷，《杂诗集》1卷，《朱昼诗》1卷，《朱千乘诗》1卷，《杂文》1卷，《王智章诗》1卷，《赞》1卷，《诏敕》1卷，《译经图记》1卷。这些书籍皆系空海赴唐留学期间所获，空海虽以求学密教（回国后创立真言宗）为本务，但对书法和诗文亦精研不懈，朱千乘在送别诗中称他“文字冠儒宗”，当非虚言。正因为如此，空海将大量唐人诗集带回日本。（注：据《性灵集》（卷四），空海还向嵯峨天皇献纳过《刘希夷集》4卷、《徐侍郎宝林寺诗》1卷等。）值得注意的是，空海的进献目录中包括《朱千乘诗》1卷。据此，我们或许可以提出一种假设：朱千乘的诗作在中国不传，却在现存日本的诗集中与李白、王维等名流为伍，那么这些诗歌或许采自空海携归的《朱千乘诗》；进而言之，《杂抄》及《新撰类林抄》很可能与《千载佳句》一样，是日本人根据从唐携归的诗集选编而成的。此外，还须一提的是，《杂抄》中有6首诗仅摘2-4句，约占总数的六分之一强。李端、钱起、李希仲、李白的作品均见于其他诗集，不录全诗而仅摘佳句，乃日本平安时代文人把玩唐诗之惯技，前面提到的《千载佳句》就通篇如此，这显然不是中国人鉴赏唐诗的做法。五　《杂抄》与《新撰类林抄》佚存日本的唐人诗集中，《新撰类林抄》录诗40首，其中16首《全唐诗》及辑佚类未收，因而受到广泛关注。（注：最近久保木秀夫又从断简中发现数首，详见久保木秀夫《传空海南院切〈新撰类林抄〉断简》，载王勇等编著《奈良平安期的中日文化交流——以“书籍之路”为视点》，农文协2001年9月版。）《杂抄》与《新撰类林抄》均以收录唐诗为主，包含大量唐代佚诗，其性质类乎“唐人选唐诗”。（注：小川环树认为，《新撰类林抄》介乎《河岳英灵集》至《搜玉小集》的10种“唐人选唐诗”中，价值之高毋庸置疑。参见小川环树《〈新撰类林抄〉校读记》，载《小川环树著作集》第2卷，筑摩书房1997年2月版。）然而，上述两书虽属唐人诗集，却未必是唐人所编。两者具有的一些共同特征，与唐人编选的唐诗集有所不同，笔者据此怀疑是日本人所编，称之为“日人选唐诗”或许更恰当。首先，两书均与空海关系密切。如前所述，朱千乘的诗通过空海传入日本，《新撰类林抄》录2首，《杂抄》收1首，推测与空海携归的《朱千乘诗》1卷有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京都国立博物馆藏《新撰类林抄》（日本国宝）残卷抄本，世传出自空海手笔，散存各处的断简习称“南院切”，亦与空海有关。（注：此处的“南院”，系空海在东大寺所建，相关文书的断简世称“南院切”。）此外，《千载佳句》摘录朱千乘诗2句，小川环树博士认为有可能采自《新撰类林抄》，（注：小川环树《〈新撰类林抄〉校读记》，载《小川环树著作集》第2卷，筑摩书房1997年2月版。）现在看来直接取自《朱千乘诗》的可能性更大。其次，两书中收录作品的诗人，均活跃于盛唐至中唐。《新撰类林抄》中的作者除朱千乘之外，年代可考者均在空海归国(806)前去世；《杂抄》的情况大抵类同，李益、法振、朱湾、令狐楚（令狐公）虽年代稍晚，但在空海归国前皆有诗名。由此看来，上述诗人的作品由空海携带回国，然后在日本编撰成集，也不是毫无可能的了。再则，两书均含唐代无闻之士的作品。《新撰类林抄》（包括断简）中的何逊、惠敏、王绶、韦硕（韦顾？）、解叔禄、朱顿不见于唐宋文献，其中何逊《梁书》等有传，新旧《唐书》载《何逊集》8卷，《宋史》作“诗集五卷”，则上述6人中或含唐以前人。《杂抄》中亦有行宜不详者4人，如李南者恐怕是唐以前人。唐诗集中杂入前朝人作品，有违“唐人选唐诗”规范，不似出自唐人之手。最后，两书中有多名诗人重合。《杂抄》的诗人20名中，与《新撰类林抄》的作者重合的，有以下7人：李颀、李白、岑参、钱起、皇甫冉、李端、朱千乘。其中李颀、李端、朱千乘的作品多属佚诗，或许3人均有诗集别本传入日本。如上所述，《杂抄》

与《新撰类林抄》虽然书名不同，但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使人怀疑两者是否属于同书异卷。我们来比较一下两书的题记方式：《杂抄》：杂抄卷第十四曲下《新撰类林抄》：新撰类林抄卷第四　第三帙上春　闲散上如果两书互为僚卷，那么原来的书名应该是《新撰类林抄》，《杂抄》只是略称而已。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杂抄》以诗别类，《新撰类林抄》以主题分卷，两者体裁相左，怎能归属同一部诗集？不过，这种情况还是存在的。如唐诗总集《文苑英华》，近体诗按主题分类，乐府诗和歌行类则另立部类。这种风气也影响到日本，弘仁八年(817)编撰的《文华秀丽集》，143首作品按如下11门类编次：游览（14首）、宴集（4首）、饯别（10首）、赠答（13首）、咏史（4首）、述怀（5首）、艳情（11首）、乐府（9首）、梵门（10首）、哀伤（15首）、杂咏（48首）。《杂抄》原本的部类究竟如何，从《文苑英华》及《文华秀丽集》类推，并参照《新撰类林抄》，前面部分很可能按主题分门别类，“卷第十四／曲下”即使不是末卷，大概也已接近全集的尾声。《杂抄》与《新撰类林抄》尽管有诸多类似之处，但两者的关系究竟如何，现在只能作些臆测而已，我们期待着《杂抄》或《新撰类林抄》僚卷的发现。六　结语检索《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未见《杂抄》书名；宋代诸家目录，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尤袤《遂初堂书目》等，亦不录同名诗集。9世纪末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总数达1586部（17160卷），（注：据矢岛玄亮著《日本国见在书目录——集证与研究》，汲古书院1984年9月版。）乃当时日本收藏汉籍之总目录。其中虽多唐人诗集，也没有辑录《杂抄》。然而总集类中多有含“杂”“抄”的书名，如《隋书》（经籍志）载《杂都赋》、《杂诗》、《诗钞》、《杂诗钞》、《诗集钞》，《旧唐书》（经籍志）载《霸朝杂集》、《集钞》等。空海从唐携归的诗集中，有《杂诗集》1卷，事见弘仁三年(812)的《献杂文表》。（注：空海《性灵集》卷四。）江户时代惠范编撰的《诸师制作目录》，在“空海”条下辑有“杂抄一卷”，虽书名相同，但是卷帙不符。本文后半对《杂抄》的成书年代及编者作了种种猜测和推论，最终还是无法导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不过可以断定的是，《杂抄》的成书和流传，与空海携归的资料有关，如果此书系日本人所编，编者即使不是空海，恐怕也是其门徒之辈。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雄左加羽＠②原字马加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