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卢文招保守稳健的校书方法

论卢文招保守稳健的校书方法

论卢文招保守稳健的校书方法姚 丽摘 要：卢文弨是清代乾嘉学派中皖派校勘学家的代表人物，其校书方法既不同于以惠栋为代表的保守泥古派吴派，又不同于同为皖派的戴震、段玉裁等人，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以对校为特点的博涉一派，其保守稳健的校书方法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关键词：卢文弨；保守稳健；校书方法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3-0134-02卢文弨（1717—1795），字召弓，号矶渔，又号檠斋，晚更号弓父，堂号抱经，人称抱经先生。浙江杭州府仁和县东里坊人，余姚县籍，其先祖从范阳迁越，明代时从余姚迁杭州，故自属“杭东里人”。卢文弨身历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乾嘉学派中皖派校勘学家的代表人物。卢文弨在学术上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三方面：校勘学、金石学和目录学。其中，在校勘学上的成就最大，也最有代表性，堪称一代校勘学家。他的校书方法以保守稳健为特点，突出表现在他强调一书的校勘要广采众本，详细对校，但除对校之外，他还广泛地采用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一、对校法卢文弨校书采用最多也是最显著的校勘方法就是对校法。对校法是用同书别本互校的校勘方法。进行对校法，首先要广泛搜集同书别本。别本，包括手稿、古抄本及各种刊本。在这些本子中选择一本错误较少的本子作为底本，然后用其他本子校勘。卢文弨在《书毛氏袖珍本陶集后》中提到他得三宋本进行对校，此三版本分别为：“此本实从宋刻……得之母舅张段甫先生”；“吴中朱氏有临宋本，乃就明休宁程氏本上改涂者”；“又有宋绍熙间赣川曾集本”。卢文弨于是“兼得两宋本可以参校，遂殚旬日之力毕功焉”。即以一本为底本，另两本为校本，且对其他两宋本进行了简单的评价：“朱氏所临宋本，当出于汤文清……汤本不可见。……至曾氏本，乃删去五孝传以下及四八目，非全本也”[1]。卢文弨校《新书》，用两宋本、一明刻本对校。其在《书校本贾谊新书后》中说：“近借得前明两刻本……两校皆据宋本是正。今观宋本科段字句，有绝佳者，而讹脱处亦致不少。……又有明正德年一刻本。……义不能尽得，其间有为后人出己意增窜者，诵之颇似顺口，而实非也。”卢文弨“殚旬日之劳，合三本以校是书。”成果自认为是挺大的：“其不可读者，不及十之一焉。由所因则易见功也。”但其态度还是谨慎的：“若专辄而改旧所传，则吾岂敢。”[2]卢文弨校《九经古义》，用一抄本和一刻本对校，对校之下，皆成善本。其在《题九经古义刻本后》中说：“此书乃益都李才江在粤东时所梓也。曲阜孔谷以贻余，余先已就惠氏家得其本录之，今取以对校抄本，内少一条，得刻本补之，而刻本内之讹误，余亦因以正之，皆成完书。”[3]卢文弨校《吕氏读诗记》，在《吕氏读诗记跋》中详细记载了其校勘过程：“余初得明神庙时南都版本，第二十七卷中脱两叶，陶孝廉衡川（湘）从嘉靖间旧刻抄补足之。余即喜是书之详赡，而无偏倚自用之失。又惜完本之不多见，属二三友人为余写之，功未半，有以小版本示余者，称为宋刻，余惊喜亟取对校，则知神庙间本，颇多脱误。”[4]在有宋本的对校下，才发现原来认为完善的书颇多脱误。可以看出卢文弨对宋本是极为重视的。卢文弨在校刻《白虎通》完毕之后得一宋本，仍不辞劳苦，再加以订正、补充。他在《书吴葵里所藏宋本白虎通后》中提到此本：“实北宋时坊间所行未校本也。……余取其书字字比对，始知此本尚多古字，而近世本率多改易。至情性篇中有与近本迥异而实胜者，即一二误读，尚可循形与声而得其本字，若近世本则不假思索而径改矣。……洵乎旧本之为可贵也。”[3]卢文弨在校勘的具体实践中也以宋本为校勘的依据和原则，如在《重校方言》中对对校法的大量应用就显示了这一特点，在他所作的校勘记中分别有以下数条可以明显看出他所用的是对校法：卷一第19条：“延，永长也”，考宋本亦如是。第21条：“嘏”旧误作“暇”，今从宋本改正。卷二第3条：“秦有”二字，各本脱，从宋本补。第12条：各本作“兽”，许求反，家畜也，今从宋本。第16条：“齐鲁宋卫”宋本如是，各本作“齐卫宋鲁”。卷三第9条：俗本作“钤铙”，今从宋本正德本，“间”各本作“郊”，今从宋本，“徒合”从宋本，俗本作“大合”。第12条：“音”俗本作“音聊”，今从宋本。卷四第7条：“息勇反”俗本作“错勇反”，今从宋本。第18条：“所交”正德本作“千苕”，今从宋本。第20条：正德本“於”作“央”，今从宋本。第27条：宋本无“所著上”三字，《玉篇》有，又“音但”二字各本在注末，宋本亦无。第42条：“於怯反”，俗本作“於法反”误，今人宋本正德本改。卷五第31条：“声转也”俗本作“转声耳”，今从宋本正德本改正。第34条：宋本正德本“篷”作“蓬”。从以上卢文弨所用校对法的条目可知，卢文弨校书博采众本，但其中的规律是用宋本同诸刻本对比校勘，其中90%以上是根据宋本来改正诸刻本。因为每校一书都要博采众本，为了求得好的版本、尤其是宋本，他往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去等待和寻觅，一本书的校勘过程有的长达数十年。如他在《仪礼注疏详校自序》中说：乾隆庚申之岁，吾师桑韬甫先生讲学于湖上之南屏……余馆于城中，不能与共学，而往还恒数焉，见其手仪礼一经，汇众解而研辨之，于其节次，亦时有更易……余见而好之，亦欲从事于斯，而家无此书，遂辍不为。……庸三以戊辰成进士，余时亦在京师，因索其向所著，则以褒然成书，因得纵观焉。叹其精凿，实有出于昔人之上者，顾其文繁，力不能倩人抄录。庸三既得滇南县令缺，旋出京，盖余之于此经，其萌芽实于是乎始。……庚子入京，晤程蕺园（晋芳）太史，言于此经已得十一家之本，将为之甄综而疏通之。……余年六十有四，距庚申已四十年，稍得见诸家之本。往往有因传写之讹误，而遂以訾郑贾之失者。于是发奋先为注疏校一善本，已录成书矣。既而所见更广。知郑贾之说实有违错，凡后人所驳正，信有证据，知非凭臆以靳胜于前人也，因复亟取而件系之。……则余书亦庶几不仅为张淳、毛居正之流亚乎。夫前人有失，后人知而正之，谊也。……余年已七十有九矣，回忆南屏初见是书时，去之五十余年，而始得成是编，不可谓非幸也已[5]。可见，从卢文弨刚刚接触此书到他有意校此书的萌芽期，再到以众本校过此书后，卢文弨自信此书的水平不亚于前人，其间，此书的校勘过程长达五十余年，卢文弨可谓一生致力于校勘。二、他校法他校法是用他书校本书的校勘方法。所谓他书，范围是很广的，如内容相近的同类的书，本书有引用他书的，或他书有引用本书的，或同记一事的。这些都可以用来做他校的资料。卢文弨也善于运用此方法。如：《冠子》一书，卢文弨一生校勘过三次。他在《聚珍版本冠子书后》中说此书：“陆农师注《冠子》，余以为说书其后矣。”这指的是乾隆二十五年，四十四岁时所写的《书冠子后》。“今年鲍君以文以武英殿聚珍版本赠余，余覆阅一过，与余先所得本无甚异。”前两次的对校并没有发现问题，但在他校之下，看出了问题：“其《博选编》云：‘乐喈苦咄，则徒隶之人至矣。’‘乐喈苦’三字本缺，校者谓据他本增入。案：陆注云：‘乐则喈之，苦则咄之。’其语颇与正文相合，然余见宋人黄东发日钞载此句，则是‘讴籍咄’，不谓‘乐喈苦咄’也。”[2]在他校之下发现，两本同处，仍有问题。又《王篇》云：“家里用提”，注引《公羊传》“提月者，仅逮此月晦日也，提，今刻作是”。因《公羊传·僖公十六年》作“是月”。陆德明释文：“是月，如字。或一音徒兮反。”而今本《公羊传》亦无提月之文。卢文弨于是说：“余按徐坚《初学记·晦日条》下引《公羊传》，正作‘提月’。是陆氏所见，尚与唐时本不异。今本《公羊》，乃作是月，后人将反以为‘提月’为误矣。”卢文弨以他校的方法，用徐坚的《初学记·晦日条》证明了陆氏所根据的《公羊传》为正确[2]。三、本校法本校法是以本书校本书的校勘方法。在没有同书别本可以对校的情况下，采用本校法是一种好方法。根据本书的上下文文意、相同相近的句式、相同的词句等，校勘本书的错误。如卢文弨在《与丁小雅（杰）进士论校正方言书》中提到他根据“施於年者谓之延，施于众长谓之永”的原文来推断其应为“延，永长也”的过程。戴震校《方言》时认为“卷一，内：延，长也。又云：延、永，长也。凡施于年者谓之延，施于众长谓之永。……近但据李善注《嵇康养生论》引作‘延，年长’也，使谓此书作‘延，永长也’，为误。”戴震是用他校法证明此处应为“延，长也。”而卢文弨认为戴震所引的“卷一，内：延，长也。又云：延、永，长也。凡施于年者谓之延，施于众长谓之永。”是《尔雅》疏之误传，他在《与丁小雅（杰）进士论校正方言书》中说：“夫善此注特引括施于年者谓之延意尔。《尔雅》疏始误以为即方言本文。……夫使云‘延，年长也’，下即当云‘永，众长也’而后可，不然，两句复沓，文义殊未安。”这里，卢文弨根据上下文句式的一致性判定，若不使语义重复，就应当为“延，永长也”。四、理校法理校法是以充足理由为依据的校勘法，也称推理校勘法。它的主要特点是从文章义理、同词习惯、行文体例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察、分析推理、得出结论，所以有人认为：最高超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卢文弨运用此法是十分小心谨慎的，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使用。因此在他的校书实践中理校法也是运用得最少的。但这不代表他没有用过。如卢文弨在《王厚斋诗考跋》中说：“毛诗今所传亦有讹，如‘朔月辛卯’，今皆讹为‘朔日辛卯’矣。‘家伯维宰’，今皆讹为‘家伯冢宰’矣。此非三家之文，乃转写致误，而举世习读，鲜有知其讹者，余恐后世反得议此书之漏，是以并附著焉。”[4]卢文弨认为后人用自己所处语言环境的用词法臆断先朝古词元文，是一种无意识的以讹传讹的错误，但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为了保持古书原貌，有必要恢复旧词。五、多种方法的交互使用卢文弨校书时，经常将数种校书法交互使用，以增其说服力，他在《书北梦琐言后》中说此书：“纪唐及五代近世……其中可喜可愕之事甚多。……在稗官中，固自成一家言。……雅雨卢氏，得叶石君抄本……以为优于前明商氏《稗海》中本，余今始取商氏本相比对，乃知商本亦大有佳者。其不知当时语意而妄改者间有之，即卢本亦不免也。……余十数年前偶翻《太平广记》，取以正此之脱误，更有出于两本之外者。”[7]卢文弨因此书记稗史自成一家，于是先用叶石君抄本和商氏《稗海》中本作了对校，后来又用《太平广记》进行他校，又有所收获。此篇校勘中就并用了对校法和他校法。而且，越是重要的古籍，他运用的校书方法就越多。如在《重校方言》中，他就并用了前四种方法。例子很多，在此不加赘言。总之，卢文弨的校书方法偏重于对校，可以说开辟了对校派的先河。在诸多版本中过于崇尚宋本，因宋本中多善本，因而校勘中多以宋本为准，其校勘风格因而以保守稳健为特点，甚至有点谨小慎微，难以有独创之见。但是他丰富的校勘学思想、严谨的校书方法、众多丰富的校勘经验，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参考文献：[1]卢文弨。抱经堂文集：第13卷·跋六·尹河南集跋[M].北京：中华书局，2006.[2]卢文弨。抱经堂文集：第10卷·跋三·书吕氏春秋后[M].北京：中华书局，2006.[3]卢文弨。抱经堂文集：第12卷·跋五[M].北京：中华书局，2006.[4]卢文弨。抱经堂文集：第8卷·跋一[M].北京：中华书局，2006.[5]卢文弨。抱经堂文集：第3卷·序二[M].北京：中华书局，2006.[6]卢文弨。抱经堂文集：第20卷·书四[M].北京：中华书局，2006.[7]卢文弨。抱经堂文集：第11卷·跋四[M].北京：中华书局，2006.[8]卢文弨。重校方言[M].北京：中华书局，1985.[9]戴震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