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法治思想

荀子的法治思想

荀子的法治思想【1】

[摘要]荀子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发扬儒家思想的同时，吸收了法家思想，形成了其法律思想。

主要有法律比附思想、法定主义思想和法律正义思想，并提出了“法义”“法数”“类”三个法律概念。

对我们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荀子 比附 法定主义 法律正义

作为先秦后期儒家泰斗的荀子，其学术集儒家之大成，又采百家之所长。

他立足于儒家，而又进行改良;他批判其他各家，而又予以吸收，尤其是对法家学说的吸收，为后世儒、法合流的新时代之滥觞。

对于荀子的法治思想，学界论述详备。

主要观点是荀子重法，主张以礼统法、明德慎罚，反对教化万能论;主张制定并公布刑法，实行罪行相称的法律原则，废除族刑;提出了“法义”“法数”“类”三个法律概念。

本文拟将荀子的“类”作为法范畴的概念，来把握荀子的法治思想。

一、荀子的法律类推思想

在秦代，将裁判中的类推适用称为“比’。

秦代已经实施了法律类推。

荀子以“类”来说明法律类推：“其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王制》)即，有法律条文规定，就必须要遵从条文规定，而对于没有法律条文直接规定的案件，可以从律条中选择类似的规定进行裁决。

荀子的“类”乃为律条比附。

“比附”是古代中国的法律术语，相当于现代法学术语“司法解释”“类推适用”。

比附的传统在汉代以后亦行于世。

汉高祖七年(前200年) 诏曰：“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傅所当比律令以闻”(《汉书·刑法志》)。

即，当律令没有相应的明文规定，廷尉无法断罪之际，需要上奏皇帝，由皇帝下达所当比附的律令。

然而，在此后的实际裁判中，司法官吏比附断罪的案例不断增多。

汉武帝时，“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

“决事比”是指在司法官吏裁判时，法律中不存在对于某个具体案件的明文规定与前例(判例)时，需要寻找类例以行判决，即比附决事。

本来，比附定罪是对于法律所不及处罚的社会性犯罪行为，由裁判官的类推解释进行弥补，即具有由司法来填补立法之缺陷的特征。

但由于司法官吏频频滥用比附断罪，使司法变成了凌驾于立法之上，给整个法律秩序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面对这种比附断罪产生的弊端，晋代刘颂上疏惠帝，建议禁止比附断罪，依律定罪。

这在形式上符合于所谓“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这一罪刑法定的原则。

为了确立法律的稳定性，要求司法官吏必须严格遵守律文规定，同时为了确保法律的应变性，还分别赋予大臣与皇帝以不同程度的司法自由裁量权。

可以说是赋与皇帝以超法之权限。

在赋与大臣与皇帝以司法裁量权这一点上，刘颂所谓“依律断罪”与西欧近代罪刑法定主义亦不相同，可以称之为中国式的罪刑法定主义。

将不同的司法权限分别赋予司法官吏、大臣、皇帝的这一思想，盖源于荀子的礼法思想。

进入唐代，唐律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

(《断狱律》第十六条)，罪刑法定原则在律文上大体上被明文化了。

然而，唐律又设立了“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纂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名例律》第五十条)这一明文规定。

即使在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自法律的精神观之，对于凡是带给社会危害的犯罪行为的案件，依据比附定罪判刑。

总而言之，唐律虽然制定了罪刑法定的原则，但同时为了弥补律令的不完备，实现律令之目的，承认比附判决。

但是在唐律中，“举重明轻”“举轻明重”这一比附基准的明文化是值得我们注目的。

根据比附所做的判决，在原则上应当基于法律规定进行，将类推适用制度化的这一主旨，无非是为了防止司法官吏滥用比附援引。

在限制刑罚权限、防止司法擅断这一点上，也可以认为唐律中存在着罪刑法定原则。

唐代以后，明律、清律中也有关于比附的明文规定，类推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

中国废止类推制度，是进入20世纪之后。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晚清政府所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吸收了欧洲近代罪刑法定思想，其中规定“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

其后宣统二年(1910年)，在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主持下，制定并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刑法《大清新刑律》，其第一条就规定“法律无正条者，不问何种行为，不为罪”，在采用西欧近代法律的罪刑法定主义同时，禁止类推适用。

然而由于清朝于1911年灭亡，《大清新刑律》虽得以告成，但是未及正式实施。

这部《大清新刑律》，1912年由中华民国政府以“暂行新刑律”之名公诸于世。

其后，1935年颁发的《中华民国刑法》也继承了近代罪刑法定主义，在形式上禁止类推适用。

然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近代罪刑法定主义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刑法原则而遭受排斥。

刑法典的起草工作虽然始于1950年，但是在此后近三十年间一直处于没有刑法典的异常状态。

1979年，终于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略称“旧刑法”，7月6日公布，1980年1月1日开始施行)。

在这部旧刑法中，没有规定罪刑法定主义，明文规定类推适用。

刑法第79条：“本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本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但是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在对旧刑法进行了全面修改后，1997年3月14日公布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同年10月1日开始实施。

以下略称为“新刑法”)。

在新刑法中，采用罪刑法定主义，删除了旧刑法第79条的类推规定，彻底废止了类推制度。

新刑法第3条将罪刑法定原则加以明文化：“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如以上所述，类推制度在中国刑法中是具有漫长历史的法律制度。

自从荀子明确地提出“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这一类推适用的思想后，类推制度作为中国法律制度固定成文，并延续实施了两千年以上，20世纪后经历了“废止”“存置”“废止”的过程，于20世纪末在制变上彻底消夫。

二、荀子的法定主义思想

中国法律史是防止司法擅断与保持司法自由裁量权，保持法律稳定性与寻求法律应变性的冲突与协调的历史。

对于这个二律背反的法理学问题，荀子持有怎样的见解呢?以下，我们通过对荀子以前的中国古代人治与法治的对立，以及法家法治思想的内涵进行概述，来探讨荀子法治思想的内容。

虽然与近代罪刑法定主义有所不同，古代中国也有为了防止刑罚权滥用的罪刑法定思想。

在春秋时代，罪刑法定思想与非法定思想之间存在着对立。

公元前536年，郑子产制定并公布了成文刑法(铸刑书)，而晋叔向对此提出了反对。

公元前513年，对于晋范宣子制定的成文刑法，孔子提出了批判。

这些均为罪刑法定主义与非法定主义对立冲突的事件。

叔向与孔子反对成文刑法的制定与公布的理由是，如果人民知道存在着刑罚所不及之处，就会“不忌于上，并有争心”，而且人民会以律文为根据，寻找逃避刑法制裁的方法等。

因此，叔向与孔子主张和成文法的司法相比，“议事以制”的司法更为合理。

在这种非法定主义的法思想的根底中，存在着对于法律统治的怀疑，即成文法由于受其自身的固定性所限，无法对千变万化的法律现象进行有效的对应。

在古代中国，明确地提出法定主义思想的是战国时期的法家。

在法家的法定主义主张中，可以看到他们试图通过成文法制定与严守来防止司法专断，并根据法律的公布来威胁人民，从而实现犯罪预防主义。

《韩非子·难三》谓：“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主张成文法的制定、编纂与公布。

又云：“奉公法，废私术”(《韩非子·有废》)，“夫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矣。

私者所以乱法也”(《诡使》)，极力排斥恣意的擅断，呼吁确立作为客观规范的法律支配。

又如“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韩非子·好劫弑臣》)等文所述，韩非子思想中还存在着以重刑主义预防犯罪的逻辑。

那么，对于中国古代的法定主义与非法定主义的对立，荀子又采取了怎样的立场呢?首先，荀子赞同成文法的制定与公布。

如其所云“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即有法律规定的案件当依法处理，反之则以类推适用进行处理。

为了依据类推适用处理案件，其前提是必须有成文法律的存在。

对于成文法的制定与公布，荀子的态度没有法家那样明确，从以下几段记述可以看到荀子的态度：

“(圣王)起礼义，制法度。”(《荀子·性恶》)“纂论公察则民不疑论。”(《荀子·君道》)“君法明，论有常，表仪既设民知方。

进退有律，莫得贵贱，孰私王?”(《荀子·成相》)表明荀子基本赞同成文法的制定与公布。

又如：“政令已陈，虽睹利败，不欺其民。”(《荀子·王霸》)“百吏畏法循绳，然后国常不乱。”(《荀子·王霸》)“刑称陈，守其银〔垠〕，下不得用轻私门。罪祸有律，莫得轻重威不分。”(《荀子·成相》)

荀子主张为了抑制与禁止司法上的恣意擅断，通过客观的法律统治，防止出现由于主观的人治而产生的擅断等弊端。

荀子的这种态度与法家的法定主义思想是一脉相通的。

然而，荀子虽然承认成文法的统治，但同时也彻底地站在了主张人治的立场上。

因为在“无法者以类举”这一类推适用等法律适用上，人的作用是不可欠缺的。

三、荀子的法律正义思想

荀子之前的非法定主义与法定主义两者态度的对立，是人治(德治)主义与法治主义对立的体现。

法家排斥主观人格的人治主义，主张具有客观基准的法律支配。

法家将法比喻为“规矩绳墨”，并将度量衡的性质导入法律。

因为度量衡向任何人都提供一定的标准，与度量衡一样，法律也必须摆脱恣意性因素，彻底发挥作为客观规律的机能。

法家认为，度量衡具有非人格性，在运用中也排除人格因素的介入。

与此相同，法律也是非人格性的，在运用之际必须排斥个人智能与道德等人格性因素。

实定法为了有效地发挥机能，必须确保与维持法律的稳定性，然而由于所制定的法律具有固定性，因而无法机动地对应千变万化的社会现状。

如果法律不能对应时代的变化，那么法律与现实之间必定产生乖离，必然要向实定法寻求法律正义。

法家的法思想中，找不到关于法律正义问题的讨论。

当然，法家主张应当根据时代的变迁来改进法律，即“变法”。

然而法家的“变法”主张，主要是为了反对“守株待兔”的尚古主义与保守主义而发。

法家最终强调的不是法律正义或变法，而是法律的稳定性。

从法家的立场观之，自己禁止议论、所以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讨论法律正义等问题。

法家还坚持批判君主制定的法律(“法而不议”)，这种法思想当然是为了防止司法官吏的擅断，确立与维持法律的稳定性。

而荀子则将法律正义视为重要的问题，主张“法而议”。

荀子则将礼比喻为度量衡。

荀子的法，正如其所云“礼者，法之大分”(《劝学》)，“生礼义而起法度”(《性恶》)，是从礼的精神出发而制定的。

法的理念具有礼的价值，法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礼的秩序，法是实现礼的价值的工具。

因此荀子的法治思想虽然重视法的稳定性，即成文法的制定、公布以及遵守，但更重要的是法律正义的问题，实现礼的价值与秩序。

荀子云：“加义乎法则度量。”(《王霸》)对于法，经常要求法义即法律正义。

荀子又云：“不知法之义，而正法之数者，虽博临事必乱。”(《君道》)

荀子认为，若不能理解“法义”，即法律正义、精神与原理，即便熟知“法数”即法律条文，也无法对于现实中多样化的法律现象进行一贯性处理。

荀子所谓“法义”即“礼义”。

既然法律正义、精神、原理乃礼义，那么荀子的法当然不会排除伦理与道德，相反将法定位为实现伦理、道德的手段，而此思想与法家迥异。

荀子认为：“法而不议，则法之所不至者必废。”(《王制》)主张对法律进行充分讨论。

如果法律的内容及其适用范围、法律正义与原理没有经过充分议论，在法律所不及之处定然出现错误的处理。

否定“法而不议”，主张“法而议”。

荀子认为“庆赏刑罚欲必以信”(《议兵》)，极力主张严格执行法律，但又说“刑称罪则治，不称罪则乱”(《正论》)，提倡罪刑相当。

法家持有重刑主义的刑罚观，而荀子则持有称刑主义的刑罚观。

荀子的称刑主义不仅限于犯罪与刑罚之称(相当)，也是社会状况与刑罚之称。

荀子“治则刑重，乱则刑轻”，提出治世则行重刑，乱世当行轻罚。

即，治世时人类生活富足，基本上没有犯罪的理由，若触犯刑法则当重罚。

而乱世时生活穷乏，容易犯罪，故当从轻处罚。

根据世之治乱来判断刑罚之轻重，这一思想源于“先礼后法”“先教后刑”的儒家礼法观。

“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富国》)荀子主张礼的教化优先于刑罚，应当先进行礼的教化，之后再行刑罚。

这一点与传统儒家法思想是一致的。

荀子认为犯罪的预防作用，与刑罚相比，依靠礼的教化更为有效。

荀子对于犯罪行为，不是仅仅把握为自我责任的问题，还作为社会性责任的问题来进行思考。

而且，荀子认为法律制定与运用的主体乃是人自身，从这一法理学的见解出发，他主张人治：“有治人，无治法。

……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

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

(《君道》)

法律具有治理机能，然而法律自身无法发挥机能，是由于人类的运用而发挥机能。

对于法律规定所不及的犯罪，适当地运用类推解释进行对应，归根结底也是由于人的作用。

荀子说：“法者，治之端也。

君子者，法之原也。

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

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君道》)“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王制》)荀子认为治理的关键并不在于良法的存否，而是杰出的法律运用者即君子存在与否。

关于荀子的法治思想，其类推解释的逻辑值得注目。

即，“无法者以类举”这一法律类推中，总是寻求法律正义、精神、原理，并以此为基准下结论。

对于“无法者以类举”即法律类推上所要求的法律目的、精神、正义(法义)，荀子特别用“统类”这一词语来表达：“法其法以求其统类。”(《解蔽》)“卒然起一方，则举统类而应之，无所儗作。

张法而度之，则晻然若合符节。

是大儒者也。”(《儒効》)荀子为了妥善对应法律所不及的犯罪行为，将类推适用的必要性用“无法者以类举”一语来表达。

而荀子明确地认识到，类推解释之际需要相当于法律正义与精神的统类性原理(法义)。

找出统类性原理，以此为准进行裁判终究是人的工作。

因此，荀子法治思想不排斥人治，反而积极要求人治。

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为了防止司法擅断，排斥个人的知能、道德等人格性要素，而荀子的法治思想则不然。

那么，荀子对于法运用上的擅断问题采用了怎样的对策呢?荀子所讲的对策是将司法上的“议事以制”这一司法权的行使限定于特定阶层。

首先，荀子做出了如下的区分：“臣谨修，君制变。”

(《成相》)臣下需要严谨地遵循法令，而君主持有制定与变革法令的权力。

君主具有立法权，臣下则基于君主权下所制定与公布的法令进行司法活动。

不过，荀子在臣下之中又设立了司法权的区别。

例如，对于司法官吏，荀子要求“官人守数”(《君道》)。

“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职也。”(《荣辱》)“吏敬法令莫敢恣。……吏谨将之无铍滑。”(《成相》)司法官吏应当像度量衡的规定那样，严格遵守法令，禁止源于恣意性判断的司法活动。

然而，由于仅知遵守法数的司法官吏“不知法之义，而正法之数者，虽博临事必乱”，从而暴露出司法的限界，荀子强调认识法义，基于这一认识来发挥司法判断之存在必要。

其存在乃“无法者以类举”“举统类而应之”这一统类性处理能力的持有者，荀子称其为“大儒”。

“知通统类，如是则可谓大儒矣。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儒勃》)荀子所谓大儒乃“天子”与“三公”。

而对于天子之外，具有基于礼义的统类性处理能力的三公，也需要赋予其“议事以制”的司法权。

荀子根据统类性处理能力的有无，来区别司法官吏与大儒的司法权，一方面是为了确立实定法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期待防止法律固定化与确保法律正义。

荀子的法治理论，仅仅承认天子与三公具有“议事以制”的权力，此乃以儒家立场为基本，将法与礼统合的产物。

综上所述，荀子的法治思想赞同成文法的罪刑法定，要求法律的稳定性，同时另一方面认为在法律运用上人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故而承认天子与三公具有类推解释等司法自由裁量权，在对应法律应变性要求的同时，实现法律正义(礼义)。

荀子的这种法治思想，在汉代以后成为中国司法制度的理论模式，对于中国式的罪刑法定主义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荀子对法制思想的接纳【2】

摘 要：荀子是从儒家转向法家的过渡性思想家，反映其思想的作品《荀子》也渗透着法家的思想。

在春秋战国的时代，社会“礼崩乐坏”的社会现象严重，荀子推崇“礼”的制度，同时加入“法制”的元素，树立“法”的严肃和威慑力，彰显公正明察的法制规范。

关键词：《荀子》;法制思想;礼法结合;严肃威信;公正严明

荀子是战国后期儒家学派的大师，他着重发挥孔子的“礼”，主张礼、法并重，既主张尊王之道，举贤能，又主张法后王，讲礼法。

荀子是从儒家转向法家的过渡性思想家，反映其思想的作品《荀子》也渗透着法家的思想。

因此，我主要分析《荀子》中所蕴含的法制思想。

在春秋战国的时代，伴随着激烈的政治、军事、外交的斗争，感受到社会“礼崩乐坏”的社会现象，荀子进一步推崇“礼”的制度，同时加入“法制”的元素，对社会的各方面提出法治融入礼制的想法。

一、在政治上，“礼”“法”相结合。

荀子曾说：“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荀子·天论》)“礼”和“法”同是一种制度，一种秩序，二者的施用本有异曲同工之效，因此荀子将“礼”和 “法”二者相结合。

《荀子·王霸》中“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譬之犹权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既错之，而人莫之能诬也。”意思为国家没有礼制，就治理不好。

礼制之所以能治理国家，好比权衡能秤量轻重一样，好像绳墨对于曲直，规矩对于方圆。

礼制设置之后，人们就没有不相信的。

《荀子·成相》中“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意思为治国的根本是礼义和刑罚。

君子修身、百姓安宁。

张扬美德、谨慎地使用刑罚，国家就能安定，四海之内都太平。

荀子认为礼义法制，明德慎罚，是当时所能实现的理想的政治。

“今当试去君上之势，无礼义之化，去法正之治，无刑罚之禁，倚而观天下民人之相下也;若是，则夫强者害弱而夺之，众者暴寡而哗之，天下之悖乱而相亡不待顷也。” (《荀子·性恶》)要想保证人类的生存，必须要有社会管理，而社会则必须持守德礼政刑的规范准则。

荀子以礼制比作权衡、绳墨、规矩，以正人的行为。

由此能看出荀子将法制引入礼制，使礼治带有强制的性质。

孔孟的“礼”的思想重于在道德教化的基础上，用仁义道德来说教，没有强制的要求;而荀子的“礼”的思想则不仅停留在思想道德的教化，更重要的是法制的强制性，表现为人们必须做到“礼”的要求。

孔子曾说，外在强制性的政令和法律，能够使民众免于违法犯罪，但却不能使民众形成知耻向善的道德意识;而荀子继承儒家重视德治的思想，但也强调法治的作用，认为德治与法治是社会治理中不可缺少的两个方法，称之为“隆礼”与“重法”。

荀子在政治方面，强调“法”对于“礼”的重要性，并且指出“法”的强制性能规范“礼”的约束，使得人民的行为符合规范。

二、在军事上，强调“法”的严肃性和威信力。

“制号、政令、欲严以威;庆赏、刑罚，欲必以信。”(《荀子·议兵》)法制、政令，要严肃而威重;庆赏、刑罚，要坚定有信用。

“无功不赏，无罪不罚。”(《荀子·君道》)在军事管理上，荀子要求在公正诚信的基础上执行法律，树立起法律在民众的威严和信度，增加法律的严肃性和威慑力，这样才有效地发挥法制在治理军队、国家的作用。

《荀子·议兵》中“将死鼓，御死辔，百吏死职，士大夫死行列。

闻鼓声而进，闻金声而退。

顺命为上，有功次之。

令不进而进，犹令不退而退，其罪惟均。”由此谈到军队中的纪律，作为将军，宁死也要听从鼓声;驾车的，宁死也不能放松手里的缰绳;百吏用生命殉自己的职务，士大夫死在自己的队伍里。

听到鼓声就前进，听到鸣金就退却。

服从命令是上等，有功劳在此等。

命令不要进兵而进兵，和命令不要退兵而退兵一样。

他们的额罪过完全相等。

在军队的建设上，荀子认为，治军不仅要重视具体的战略战术，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更为重要的是把礼义作为军队建设的根本，加强对士兵的礼义和法制教育，从而统一军队纪律，规范士兵行为。

特别强调治军要重视军队纪律的建设，认为强大的军队，必须是一支纪律严明、集中统一的军队。

主张军队要做到号令严明，赏罚分明，保证军队绝对服从君主的领导和指挥，绝对不允许出现大权旁落的现象。

可以看出荀子对于军队的管理，体现出严格的纪律性，行为要规范，奖惩要有根据，“法”在军事的体现是严谨和严肃的。

三、在法律制度上，公正明察、刑罚相当。

“法者，治之端也。”(《荀子·君道》)法制是治理国家的开端。

荀子充分地认识到法制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主张为政要制定和公布法律，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

在社会治理中，君主不可以依据自己的主观意志执法，更不可随意更改法律。

在《荀子·成相》“臣谨循，君制变;公察善思论不乱，以治天下，后世法之，成律贯。”意思为，臣下谨慎地遵循法令，君主掌握变更法制的权力。

公正明察，原则不能扰乱，以此治理天下，后世的君主都效法它，成为规范，世代相传。

由此能够得出，君主有改变法律的权力，但应该让它变得公正明察，让所有人都依照法律规范来做事，使得法律留传后世。

法律制定规范，违反了法律就要受到一定的刑罚，而荀子认为“刑称罪，则治，不称罪，则乱。”意思为刑罚与罪行相当，国家就平治;刑罚与罪行不相当，国家就混乱。

刑罚适度，是治世的标志之一，也是治世的保证。

他指出，实施控制管理，必须以人的具体行为为依据，做到赏罚分明，公正无私。

赏多而过分，则恶人就会得到不应得的利益;罚多而过分，则善人就会得到不应得的伤害。

“故刑当罪，则威;不当罪，则侮。”(《荀子·君子》)刑罚和罪行相当，法律才有威信，才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也才能起到惩罚扬善的作用。

做到赏罚分明，事物就能互相协调，事情变化就能得到恰当的处理，进而达到天时、地利、人和的境界。

荀子多方面的治国方略都渗透着法制的思想，是儒家从孔孟以来较大的突破。

受到荀子法制的思想影响，荀子的学生韩非子、李斯成为了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荀子的法制思想是对儒家“礼”的发展，将“法”融入“礼”中，让“礼”能够规范约束人的行为，有了“法”的制约，对国家、百姓起到严格制约，使国家有序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