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思潮对沈文创作
自由主义思潮对沈文创作
自由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哲学，以自由作为主要政治价值的一系列思想流派的集合。更广泛的，自由主义追求保护个人思想自由的社会、以法律限制政府对权力的运用、保障自由贸易的观念、支持私人企业的市场经济、透明的政治体制以保障少数人的权利。
自由主义思潮对沈文创作
论文关键词：自由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文学;沈从文;现代文学
论文摘要：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轫于五四时期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在经历了长时期的沉默之后，重新发育并进入中国学界的视野，并在90年代后期吸引了学界内外更广泛的关注。
因此，在考察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考察自由主义思潮对沈从文三四十年代文学创作的影响这一个案，也就具有了当下的意义和价值。
一、20世纪上半叶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传播
自由主义思潮发端于西方17世纪末叶，大致来说，“自由主义的基本含义是尊重个体自由、强调思想宽容。
自由主义在政治上主张民主主义，而在个体的伦理道德上，则主张个人主义。
自由主义十分看重经验和理性，要求在充分尊重经验的基础上，以一种理智的态度对待社会问题。
自由主义强调温和与节制，因此，它反对任何激进的态度，对以革命的方式改造社会，自由主义怀有深深的恐惧和敌视。
……”m显然，在20世纪初中国那样一个社会秩序混乱、价值观芜杂的时代，自由主义这一对于“人性”和“理性”表示强烈关注、强调自由思想与独立意识的思路，极易得到社会精英阶层的认同。
许纪霖先生指出:“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严格而言发端于五四时期。
……大批经历了英美和欧陆自由主义洗礼的留学生回国和西方思潮的大规模东渐，自由主义遂在中国成为显学，并铸造了五四及后五四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灵魂。
自那以后，直至1949年，许多受到这一思潮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出现。
作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中间派，他们与主流政治疏离，以精英姿态向社会独立发言，发动了各种各样的自由主义运动如好政府运动、联省自治运动、制宪救国运动等，并“通过大学讲坛、同人社团和公共传媒等公共领域，传播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对社会公共事务发表意见”，逐步介人了20世纪初中国的现实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从而不可避免地，这一思潮也渗人了当时的中国文坛，并对中国现代文学前30年的发展产生影响。
二、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有学者以为，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发端的五四时期，可视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开拓期，这一时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更关注的是对自由主义观念的探讨，更注重以自由主义启社会之蒙，而对自由主义文学的创作观念及艺术表现普遍关注不够。
到了五四之后，20世纪20至40年代，则可视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发展期。
这一时期，自由主义文学理论的阐述较全面、
彻底;出现了如语丝、新月派、现代评论派、自由人、第三种人、论语派、京派等比较典型的自由主义刊物和派别;而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徐志摩、废名、沈从文等自由主义文学作家，“不仅在观念上突破了政治、社会、道德等方面的束缚，而且在艺术上努力追求个性的表现，自由的表达”，自由主义文学至此有了实际的突破。
总的来说，20世纪20至4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创作特征，是“主张文学要以‘自由’为核心，以‘人性’的探讨为基础，以纯粹的审美创造活动为目的”，相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这一文学思潮虽也有其局限性与种种不足，但是仍有其独特而重要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而沈从文秉持自由主义的文学观念，所创作的一系列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文学作品，以及其自由、独立的文学与社会批评姿态，都说明了自由主义思潮对其创作的影响。
三、自由主义思潮对沈从文及其创作的影响
(一)“乡下人”自我认同的确立与坚持
很多学者指出了沈从文“乡下人”的自我认同对其创作的影响，而自由主义理念与沈从文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的契合与互动，则为沈从文形成这样的自我认同带来了重要的理念上的支持。
在《从文自传》(1931年)里，沈从文对其早年经历颇多记述，由之我们不难发现，童年的逃学经历，青少年时期的行伍生涯，以及故乡湘西的风水，都对他有深刻的影响，并养成了他“对于一切成例与观念皆十分怀疑，却常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的性格。
1922年，受到五四时期新思潮影响的湘西青年沈从文来到北京，进到一个“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
在那里，沈从文逐渐得到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作家如徐志摩、陈源、丁西林的帮助，他们对沈从文思想的形成与确立产生了重要影响;而沈从文自己则明确地说，
1929年经胡适介绍在上海中国公学教书，“不特影响到我此后的工作，更重要的还是影响我对工作的态度，以及这个态度推广到国内相熟或陌生师友同道方面去时，慢慢所引起的作用。
这个作用便是‘自由主义’在文学运动中的健康发展，及其成就。
早年经历和在阅读社会人事这本大书时的遭际，廓大了沈从文的视野和思考维度，并与他接触到的新思想相互作用—确切地说，也许是自在的性格与主张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理念的互为投契，最终促成了沈从文“乡下人”自我认同的形成。
1936年，沈从文曾这样评价自己，“我实在是个乡下人。
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六年后，沈从文对自己的认识仍然不变，他说，“我是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一切来到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可以说，如果没有自由主义理念的影响和支持，沈从文这一不同凡响的自我认同，就不会表现得那么自觉和坚执。
而这样的自我认同，自然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
(二)“形而下”生存方式的选择与影响
生存方式对沈从文选择与坚持自由主义理念也有现实的影响。
朱学勤曾论及当代自由主义作家王小波，他认为，王小波因为是为生存而写作，反而切断了与权力体制的一切联系，‘他的形而下的生存方式对其形而上的思考，具有压倒性影响，超过知识谱系之影响。
”可以说，王小波自觉选择的生存力一式，对其确立自由主义的、独立的文化和社会批评姿态有直接的现实影响。
由之，我们反观1949年以前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的沈从文，同样可以发现“形而下”的生存方式对其“形而上”思考的影响—当然，沈从文这一生存方式的选择多少有一些迫不得已的因素在内，但是，考察沈从文及其创作，我们也许同样可以说，“自由主义不仅仅是一套高头讲章，它还是一种身体力行的生活态度。
1982年，沈从文在湖南吉首大学讲演时，曾忆及初登文坛时的自己，“我算是……最先的职业作家，……那生活，比你们想象的要困难些。
……我不中用，也不机敏，有凤凰人的固执，只想在‘文学’上试验下去。
”而在《从文自传》里，沈从文则在回忆自己的行伍生涯时，提及了现实中1931年的自己，他说:“……就现在说来，我同任何一个下等人就似乎有很多方面的话可谈，他们那点感想，那点希望，也大多数同我一样，皆从实生活取证来的。
可是若同一个大学教授谈话，他除了说说从书本上学来的那一套心得以外，就是说从报纸上得来的他那一份感想，对于一个人生命的构成，总似乎短少下点什么似的。
可说的也就很少很少了。
”这两段话，不仅可见‘形而下”的生存方式对沈从文走向自由主义文学道路的影响，而且其对于“实生活”经验的强调与关注，也清晰地揭示了关注经验与理性的自由主义理念在沈从文思想体系中的位置，而这些，则进一步影响到了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以及文学观念和批评姿态的建立。
〔三)关注“自由”“人性”的文学观念与创作
1.自由
沈从文相当重视文学的自由表达。
1934年2月，国民政府上海市党部奉中央党部之令，查禁149种书籍。
2月28日，沈从文《禁x问题》一文，对国民政府“对于作家的迫害及文学书籍的检查与禁止”行为提出批评。
事实上，1931年，沈从文对于文学的自由表达已有明确的认识，他说，“文学方向的自由，正如职业的选择自由一样，在任何拘束里在我都觉得无从忍受。
”应该说，沈从文对文学自由表达的肯定，是与自由主义思潮对他的影响紧密相关的。
沈从文充分肯定文学自由表达的价值，目的是为了维护文学的独立与个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对当时文坛上浮泛而起的政治功利倾向与商业化色彩，亦表现出相当的反感，不断写文章加以抨击。
1933-1935年，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上发表了《文学者的态度》《论“海派”》《关于“海派”》等文，引发“京派”“海派”之争;1936-1937年，他又发表《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一封信》《再谈差不多》等文，引起持续约一年多的“反差不多”运动与争论。
这两次论争，于沈从文而言，都在要求文学的独立性，排拒政治与商业对文学独立性的损害。
到了20世纪40年代，沈从文在写作心境发生变化，小说写作数量减少，写作方向出现了较大的转折时，依然对政治和商业可能或已经给文学带来的干扰给予严峻关注。
1941年5月，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国文学会发表的题为《短篇小说》的讲话，以及他在1942年所写的《小说与社会》一文均明确指出，“一个作者……不懂商业或政治，且极可能把作品也写得象样些。
”“过去十年新文学运动，和政治关系太密切，在政治不稳定时，就很牺牲了些有希望的作家。
……这实在是我们国家的损失，值得有心人注意。
”凡此种种，都清楚说明了沈从文对文学自由表达的坚持，可以说，他这样的态度是建立在自由主义立场上的，并为他的建筑“人性”神庙的写作提供了观念上的支持。
2.人性
沈从文自谓“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f8]294确实，生命的各种经验和形式总是能吸引沈从文好奇的目光，为他带来莫可名状的快活和感动;在他写下的那些优美的文字里，我们能看见各样的生命像流水一般健康、自然、充溢地流动着。
于他而言，虽然“问题意识”不可避免地会在字里行间泄露出来，但是这些形制也许较小的经营却寄托了题目很大的理想，这个题目就是“人性”。
沈从文曾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
……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
”确实，沈从文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湘行散记》和《边城》，恰如他最初所期待的，诚实而细心的表现了“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尤其是《边城》，沈从文自己提及时，也以明快而略有自得的口吻说，“这作品原本近于一个小房子的设计，用料少，占地少，希望它既经济而又不缺少空气和阳光。
……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小说藉自然、优美的笔调，从容叙述了湘西那一隅边地的经验与人事、爱与哀乐，见出人性的健康和自在，有着田园诗或牧歌的味道，也正说明了沈从文的努力。
除了牧歌式作品之外，沈从文早期作品，还有一类是关涉死亡尤其是横死题材的，如《我的教育》《黔小景》《黄昏》以及《从文自传》的部分篇什等，读来令人触目惊心。
王德威曾将沈从文与鲁迅此类作品作过比较，面对“砍头”这一意象，鲁迅呐喊、仿徨，幽愤深广，“有着不能自已的焦虑和恐惧”沈从文写来却处变不惊，“既少孤愤，尤乏讥消。
”然而，不可以为沈从文面对血腥人事无动于衷，人道关怀消弥殆尽，恰恰相反，“沈从文书写砍头的故事，或许是求藉着叙述的`力量，化解他不说也罢的生命创痛;但更重要的，因由叙述绵延不尽的寓意格式，他将碎裂的、分割的众生百相，组合起来”，“在身体形而下的运作或停止运作里，他重新发掘生命不可测的律动潜能”。
事实上，这个情境下的沈从文，对于“人性”仍然保持了一贯的注目，而字里行间透出来的沉着与平和，尤见出沈从文特立独行的文学风格和个性特征。
不过，因为“‘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以及抗战对中国人的普遍折磨和困扰，沈从文写于抗战时期的《湘西》和《长河》，“已经不太能保持舒缓的调子和柔和的心态了”。
[17]226即便如此沈从文在写作《长河》时，依然努力地“用辰河流域一个小小的水码头作背景，就我所熟习的人事作题材，来写写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
可见，虽然问题和现实总不免会跳出来困扰他，但是“人性”的题目并未就此被忽略不计，这个乡下人此时依然没有停止对生命和人性的多维度的探索。
在全民抗战的背景下，这样的写作立场，当然有其“乡下人”的顽固和局限性，但亦可见出其非同寻常的坚持。
—而这样的坚持，应该是与关注“人性”与“理性”的自由主义观念有着直接的联系的。
(四)信仰“真实”的批评姿态
沈从文曾说，“我不轻视左倾，却也不鄙视右翼，我只信仰‘真实’。
”这样的姿态和立场，有着典型的自由主义特征。
而在他取了这样一种姿态向当时的文学生态发言的时候，就使他表现得非常突出而特别了。
前文述及沈从文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批评活动，特别是由其引发的“京派”、“海派”之争和“反差不多运动”，都可看出沈从文这一信仰“真实”、坚持文学自身审美原则的立场;而在沈从文所写的关于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人作品的批评文字中，也可处处发现其坚持以文学标准作为其批评指向的立场及勇气。
1931年，沈从文在《论中国创作小说》一文中，对当时文坛上的小说家做了一个类似全景描摹式的评价和分析，并不为尊者和朋友讳，个中多有大胆、犀利的意见。
比如，他在肯定了创造社几位作者的作品之后，就尖锐地批评了郭沫若，沈从文认为，郭沫若“在作品对谈上，在人物事件展开与缩小的构成上，则缺少必需的节制与注意。
从作者的作品上，找寻一个完美的篇章，不是杂记，不是感想，是一篇有组织的故事，实成为一个奢侈的企图”，他认为，论创作小说，郭沫若不如郁达夫、张资平两人，是三人中“最坏的一个”，“郭沫若的小说是失败了的”。
可以说，沈从文的这一结论，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十分尖锐，但也确是客观而切中肯紧的文学批评，沈从文信仰“真实”的批评姿态由此可见一斑。
抗战结束的次年，沈从文离开昆明回到了北平。
回到北平的沈从文，依然频频对现实发言，议论时政局势、文学观念、民族命运等诸方面。
秉持自由主义理念，此时的沈从文在向现实发言时，一如既往地选择了既不同于左倾、也不同于右翼的批评姿态与立场。
1946年，沈从文写成长文《从现实学习》，他说，“近年来有人说我不懂‘现实’，追求‘抽象’，勇气虽若热烈，实无边际。
……这个结论不错，平常而自然。
极不幸即我所明自的‘现实’，和从温室中培养长大的知识分子所明白的全不一样，和另一种出身小城市自以为是属于工农分子明白的也不一样，所以不仅目下和一般人所谓现实脱节，即追求抽象方式，恐亦不免和其他方面脱节了。
;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沈从文所坚持的这一立场，不免简单而偏执，但至少是勇气可嘉的。
1948年，沈从文遭受了一场来自左翼文艺阵营的集中批判，言辞激烈，不断升级，郭沫若更是发表《斥反动文艺》一文，指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1949年1月，沈从文陷人“精神失常”;春天，自杀未果;8月，他被安排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担任讲解员。
从此以后，作为自由主义作家的沈从文在文坛上沉默了。
然而，沈从文之放弃写作，选择沉默，是出于意识的自觉还是本来立场的完全丧失?应该说，“乡下人”的顽固依然是不容忽视的—是的，也许自由主义理念与沈从文性格的投契和吻合，依旧在建国后影响着他的思考姿态和生命向度。
于是，在重重压力下，沈从文欲进又退，欲说还休，最后，他还是选择了沉默，远离主流的文学话语圈，不再发言，并最终以这一带有某种象征意味的姿态，再次表明或者说暗示了自由主义思潮对他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