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东：民族生存竞争与民主制度
王小东：民族生存竞争与民主制度
——从世界大历史的角度看民主、专制、下层民众的作用
看世界史，从世界史中获得借鉴，我们可以看近代史，也可以看古代史。看近代史的好处是可以看清楚细节，但坏处就是看不清全过程。比如，我们看美国史，许许多多的细节只要我们想知道，就可以知道，看罗马史，则很多细节早已湮灭不可考。然而，美国的历史只有二百多年，仅仅是一个开头，她的结尾将会如何，现在根本不知道。罗马史就不同了，她已经充分展开，开头和结尾我们都大致知道了，我们虽然看不清她的细节，却能够看她的全过程。
我本不是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的细节本来就没有能力去追究，也不一定感兴趣。而我同时却感到，我们的许多学者讨论有关今天的一些重要问题，如民主、底层民众等，很少把眼光拓展得更广阔一些，故此，他们讨论了许多细节，却还是忽略了那些最重要的问题。
我知道有些人又会跑出来纠缠我或“民族主义”究竟是把民主当成目的还是手段。我的回答是，就我个人而言，我认同于民主自身的价值，但如果我们想对历史有所洞见，对未来有所预见，我们在分析问题时，有时需要（并非总是需要）先把个人的价值观放一放，先从社会动力学的角度去分析问题，而社会动力学的根本点在于生存竞争，在于利益关系。
一. 民主制度是与生存竞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和自然界的生命样式一样，人类社会关系中存留下来的政治模式肯定是生存竞争的结果。譬如说，人类分配雌性配偶的方式要比其他的灵长类公平得多（尽管并不完全公平），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较为公平的分配配偶，才能对外共同对敌，对内消弭因掌握了武器而变得过于致命的争夺配偶的内斗。不能采用此种方式的人类个体和群体，则被慢慢淘汰掉了。故此，留下来的都是分配雌性配偶比较平均的团体。
民主制度也是一样，它是与生存竞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我们经常谈论的古希腊民主制为例，雅典的民主制可以说是抵御斯巴达的侵略的一种反应。斯巴达的民主制是在古希腊世界中最早建立的，开创于公元前七世纪下半叶。这个民主制实际上只给予了几千人公民权，绝大多数居民都是没有公民权的农奴，但已经成为古希腊世界的军事强权。古希腊世界的第一个民主国家成为古希腊世界的第一号军事强权，这件事本身就是发人深省的。斯巴达成为军事强权固然与斯巴达的尚武精神有关，但其民主制恐怕也起到了相当的作用：民主制比独裁政权能够激发公民的爱国意识。雅典在斯巴达的军事压力面前不得不效仿斯巴达，于公元前507年也建立了一个民主政权，并且给予大多数居民公民权。
罗马是个更好的例子。罗马共和制的建立，成功地实现并维护了国内政治的长时期和谐。与此同时，罗马慷慨地给予她所征服的人民以罗马公民权。依靠包容大量人口的民主制，罗马培养出了古代世界中最大的具有自豪感，具有主人翁意识的公民团体。这样一个公民团体形成了绝对主宰古代世界（我在本文用“世界”这个词汇的时候，往往是指古罗马那边的世界，但有时又包括古代中国这边的世界，这从上下文容易看出，以后不再说明）的军事力量。依靠这个军事力量，罗马将世界踩在脚下，从世界攫取数不尽的财富供自己的人民享受，而自己仅仅输出“文化”（当时罗马港口的船只都是满载而来，空载而去）；罗马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政治成就。
现代世界的美国，处处模仿古罗马。她的参议院，用的是古罗马元老院的名称，只不过是我们给翻译成了不同的两个词，她的国会山，用的是古罗马卡匹托的名称，她的竞选也与古罗马十分相似，如“亲婴儿脸”等招数，古罗马那时候就用。美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关系，也越来越像罗马。比如，她也成了一个享受世界各国奉献的财富，自己主要输出“文化”的国家。
民主制度是民族主义的强大基础，民主制度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持久的超级军事强权，古有罗马，今有美国。与她们相比，游牧民族和其他一些专制国家的军事成就是太不稳固了。近代的民族主义也首先产生于民主国家。民主制度所产生的团体凝聚力是相当巨大的。奇怪的是，世界史上这么明显的事例，那些学者，无论是反对民主的还是支持民主的，居然都看不见。反对民主的，说民主会弱化国家；支持民主的，却又说民族主义是与民主对立的，尚武精神是与民主对立的，民主就是和平等等。这再一次说明了，人们看历史，只看自己喜欢看到的东西，自己不喜欢的，哪怕如山之高，如海之阔，是绝对看不见的，学者在这方面一点也不比别人更可观。
古代中国没有民主制，但也形成了巨大的政治成就。然而，有一点我们是必须承认的，我们从史书上看不到中国一般民众有罗马无产阶级都具有的那种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中国社会中具有罗马人的那种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的，是一个人口不太多，但也不是只剩下几个寡头的阶层，即士大夫阶层。这个阶层的存在是中国社会凝聚力的关键。为什么士大夫阶层会有这样的意识，会起到这样的作用？关键在于古代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在古代中国社会中是一个具有相对较多的“公民权”的人群。
二. 究竟给予多少人公民权也与军事的需要有关
希腊人在扩展公民权上非常吝啬。他们坚持不给被征服的人民公民权，甚至以种种理由投票剥夺一些群体的公民权。因此希腊人无法获得更多的人口对于城邦的效忠，所以也就永远成不了大气候。罗马则在一开始慷慨的给予被征服的人民公民权，获得了巨大人口的效忠，因此迅速建立了极为强大的共和国。当然，等到罗马扩展到了一定程度，她就不再给予新被征服的人民公民权了。i17{d^J83[uO {?%TGi)/ 8GOp]:nKAQu66ｗｅｎ.COM[3f }fF/N?uJ,w|O/5b,UW7
现代的美国的包容性比古希腊人强，但比不上罗马人。如果美国有罗马人的包容性，那美国今天的人口不是2、3亿，而是20亿。
扩展公民权是一个两难的事情：一方面，如果具有公民权的人太多，则意味着参与分享资源的人口太多，原来的公民的利益会受损；另一方面，如果具有公民权的人太少，意味着真正效忠国家的士兵也不会太多，故此，这样的国家虽然能够成为人均意义上的经济富国，但无法成为长久的军事强国，这在冷兵器时代尤其如此（有人会举出蒙古这个反例，我对此的回答是（1）人口多当然不是军事强大的唯一因素；（2）蒙古的军事强权是短暂的，她在中国的统治甚至不能够维持到百年，如果她能以某种手段大大增加认同于她的人口，则汉人的复国决不可能如此容易）。所以，罗马要成为超级军事强国，必须将相当多的人口包容进她的公民之中，但她当然也不会无限的与她所征服的人口分享资源，等到包容进的人口足够多了，她就把大门关上了，这时，她就像对待畜生那样对待新被征服的人民了。论文王小东：民族生存竞争与民主制度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美国采取的政策在原则上是与罗马一样的。但现代的科技使得美国可以不需要罗马那样大的人口比例就成为超级军事强国，并控制住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资源。所以，一方面美国仍旧在慷慨地接待世界各国的高科技人才，这对于美国保持军事强权是必需的；另一方面，美国对于一般人口早就关上了大门，因为美国人不愿意与这些不那么有用的人分享资源。实际上，给不给与更多的人公民权或民主权力就是这么相当功利的事情。如果美国人真的把其他人获得民主权力当成她的目标，那她就应该敞开大门接纳所有愿意去美国享受民主制度的人们，接受所有愿意申请加入美国的国家成为美国的州。可美国人决不会同意这么做。现代科技改变了成为霸主所需的人口比例最佳点，这就是美国的包容性小于罗马的原因。同时，不需要那么多的人口，也就意味着不需要那么多的土地，所以，美国不再谋求扩展自己的国土面积，只要占住现在这块地球上相当好的土地，并攫取全世界的资源就行了。在现代军事科技的条件下，这远比她自己容纳庞大的人口，占领辽阔的土地更经济。
这里再稍微谈一下古代中国。古代中国并没有民主制度。但我们从秦国当时的做法就可以看得很明白，她和罗马一样，也是立即把被征服的人民接纳为自己的人民，其速度甚至比罗马还要快得多，而且，她似乎从未把门关上过。所以，古代中国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政治成就。
需要补充说明两点。（1），这个最佳点不是计算出来的（因为变量太多，无法计算），而是自然选择出来的，没有找到这个最佳点的群体被灭亡了，被淘汰掉了，如古希腊各个城邦国家，找到的就成为霸主，如罗马。（2），我在这一节说的是分享权力和利益以凝聚人的问题，而分享权力和利益不一定就是民主权力，可以在更为广义的意义上理解我在这里所说的原则。
三. 专制制度也是与生存竞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当然事情还有另一面。民主制度虽然能够使国民凝聚起来，培养国民的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但它也造成了不同意见在那里长期扯皮，议而不决的局面。这种状况显然是不利于军事效能的。所以，有更多的与雅典在军事压力面前从专制转向民主相反，在军事压力面前从民主转向专制的例子。古希腊世界中，有很多城邦国家在和平时期采用民主制度，到了战时，就转为专制制度。在古罗马共和国转向专制的过程中，军事方面的需要也扮演过同样的角色：军事效能的需要时的共和国不得不把更大的权力让渡给军事指挥官，使得他们有了攫取独裁权力的机会。
那么，这不是与前面讲的民主制度有利于形成军事强权矛盾吗？是矛盾的，现实中的事情就是这样矛盾着的。一方面，一个国家的军事效能有赖于每一位国民的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从这一方面说，民主制的效能更高；另一方面，军事效能又需要下级服从上级，全军服从最高指挥官，从这一方面说，专制的效能更高。在某个的阶段，这一方面更重要；在其他阶段，又可能是另一方面更重要。譬如说，在以下几种情况下：（1）一个民族不管是通过什么途径已经凝聚起来了，作为个体已经无法单独退出了；（2）独裁统治者是相对仁慈的；（2）独裁统治者并不仁慈，但跟着他能够攫取其他国家的财富，得大于失；专制有可能比民主带来更多的军事效能上的好处，因为内部凝聚力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当然，专制的军事效能高于民主的一个必要前提是独裁统治者具有高于平均水平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