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人才流动：研究范式的演进与重塑

跨国人才流动：研究范式的演进与重塑

跨国人才流动：研究范式的演进与重塑口高子平内容摘 要在农业经济时代，伴随着零星的跨国人才流动，形成了Diaspora研究范式；自近代工业化以来，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凸显，人才的跨国流动趋于频繁，甚至成为国家间重要的争夺对象。相应地，针对主要基于经济目的的国际人才流动现象，逐步形成了BrainDrain研究范式。二战以来，世界性的意识形态对峙使两种范式都陷入了逻辑困境，以至于始终只能解释现象，却不能解决问题。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和信息化加速推进，知识经济初露端倪，在世界范围内深刻地改变了人才跨国流动的方向、方式和方法，这就要求基于全新的经济社会形态背景，探寻国际人才流动全新的研究范式。关键词跨国人才流动研究范式DiasporaBrainDrain人力资本作者高子平，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博士后。（上海：200235）Diaspora研究范式和BrainDrain研究范式异曲同工地诠释了跨国人才流动现象，但始终未能改变人才的单向度跨国流动。如今，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上述两种研究范式均陷入了逻辑困境，与知识经济社会的宏观背景和发展趋势严重脱节，需要在反思和总结的基础上．探讨研究范式转换的可能性和现实路径；Diaspora研究范式的形成与发展在农业经济时代，作为最重要的劳动对象，土地既不可流动，也不可叠加，相应地，在土地之上的劳动者主要是靠天吃饭、靠地居住，而不能人为地扩大生产规模，改变生产节奏。严格地讲，分散性的居住方式和原生态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人才的地位与作用，人的才能还不能成为独立的经济发展要素，人才流动也不具有经济要素的涵义．所能发生的跨国人才流动往往是被动的、偶然的、小规模的，多数是自然灾害、军事冲突、宗教迫害等的伴生物。仅有的相关研究也笼罩了浓浓的悲情色彩，这就是所谓的Diaspora研究范式。作为当初被巴比伦奴役与驱逐的一种历史记忆与反映，Diaspora不仅指其离散之地及其离散之人，还指其离散过程及被迫离散之后的行踪。-1l这种历史记忆规定了Diaspora的内涵，使其具有典型的地理心理学和宗教社会学的双重意蕴，并逐步形成了最古老的移民研究范式，其中包括四个方面的要素，即被迫离散、历经迫害、受害者心态和回迁意愿。2这里不妨称之为犹太教的Diaspora研究范式。随后，基督教徒继承了Diaspora的神圣性，但颠覆了它的现世价值。基督徒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将原先救世论的内涵置换为末世论的内涵，形成了完全不同的说教。按照基督教的诠释，基督徒作为上帝的“选民”，散布在地球各处，处于一种“diaspora”状态，承担着自觉传播耶稣福音的宗教文化使命，作为“上天之城”的天堂（而不是尘世间的耶路撒冷）才是所有这些“选民”真正的家。这种“末世论”色彩淡化了犹太教徒被迫迁离“希望之乡”的悲情和对凡世中的迁出地的眷念。而且，十字架下的diaspord不仅具有“上帝的选民”的身份，还增加了一个重要身份：救世。拿破仑铁蹄所到之处立即建立天主教堂，英殖民者所到之处立即树王旗，这些都是对diaspord的经典式注解，并形成了基督教的Diaspora研究范式。早期关于Disapora范式的探讨中，属于犹太移民那样的“牺牲品类型的移民”，主要是血缘基础、宗教文化层面的范畴，与后来的劳务移民、帝国扩张过程中的拓殖移民、商贸移民、文化移民、难民等有着本质的区别。相应地，Diaspora理论几乎是最早的关于跨国移民（包括当时代的特定类型的人才）与自己的祖国之间的复杂关系的理论，并最终演变成了一种综合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但从国际、国内学术界的理论研究来看，直到1960年代，Diaspora才逐步成为专门研究跨国人才流动的研究范式，并伴随着IndianDiaspora、AfricanDiaspora在全球各地的杰出表现而备受瞩目。工业经济时代：研究范式的演进与分化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人才的跨国流动伴随着“先发”与“后发”地区之间巨大差异的长期困扰，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价值体系及相应的研究范式。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后来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人才吸引力显然不够。从中国到南亚，从非洲到加勒比，大批的社会精英背井离乡到工业化国家谋生。无论是基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还是这些海外精英自身的漂泊境遇与心态，都与海外犹太人有着某种相似之处，从而使犹太教徒的Diaspora研究范式泛化，泛指大批迫于生计而离开故土的精英。1965年，GeorgeShepper-son在达累斯萨拉姆的一个关于非洲移民史的会议上，首次提出了“AfricanDiaspora”这一概念。到1970年代中期，针对全球各地非裔人才的崛起和成功，以及非洲本土严重的人才外流现象，非洲学者广泛使用“AfricanDiaspora”一词，但主要强调了一种悲情色彩，至于非洲故土曾否具有过或者是否依然具有向心力，触及甚少。1985年，Bilimoria第一次使用了“HinduDiaspora”概念。“1986年，正式出现了英语词汇“IndianDiaspora”，随后广泛使用。至此，Diaspora进一步被简化为“任何在所处政治实体中没有自己土地的种族结合体”，从而使族裔元素成为了最主要的辨别标准，跨国人才流动与国家利益增损之间的关系问题被提上了议程。随即，这种声音不断从非洲、南亚、东亚、加勒比地区传出，以至于海外人才回归故土、“报效祖国”成为不需作任何解释的神圣职责。需要强调的是，近代殖民帝国（基督教世界）的海外拓殖过程与犹太教徒及殖民地历史上的Diaspora形成过程有着本质的区别，通过拓殖而在新的地理空间落地生根，以征服者和主人的身份鸠占鹊巢，其背后有着相对强大而不是虚弱的祖国充当保护伞，在新地域根本不可能产生“二等公民”等受害者心态，更不可能以“拯救祖国”或“振兴祖国”为己任。近代历史上的英国、法国、荷兰、葡萄牙等殖民帝国的海外移民不能被视为传统意义上的Diaspora，所谓的“海外英国人”概念即使成立，也无法诠释近代以来的诸多跨国人才流动现象。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科学家和工程师大批流向美国，引起了广泛关注。尤其是英国化学家约翰·波普尔前往美国从事研究，并在那里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英国议会愤而提出不信任案，内阁险些因此倒台。英国皇家学会在描述这种现象时首先使用了BrainDrain（人才流失）这一概念，它形象地反映了工业经济时代人才的一元性特征，即“人”与“才”的不可分离，同时准确描述了当时国际社会对这一问题非此即彼的冷战思维和患得患失的基本心态，故而很快流传开来。但是，这一概念也面临着理论困境：一是概念本身的异化。尽管这一概念最早产生于发达国家，描述曾经的殖民帝国在人才跨国流动方面所面临的窘境：但大批新兴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严峻现实更贴近这一概念所表达的意象，因此后来主要用来描述发展中国家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流向国外（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现象。它一般包括两类：一种是过渡性流失，最终还要在适当时机回国：另一种是永久性流失，不打算回归故土。这一描述基本反映了冷战时代国际人才流动的主流，但主要是立足于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的处境。二是意识形态化。BrainDrain“无疑适应于当时冷战世界的两极结构以及发达与不发达的南北互动关系”：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这就注定了无法对国际人才流动问题进行严肃的经济学、政治学或社会学分析，必然会依据意识形态的需要肆意切割、夸大、歪曲和自圆其说，并很快演化为发展中国家人才流向发达国家的一种政治性表述（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当时苏东阵营的怂恿）。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的相关理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Bhagwati向发达国家讨要“人力资本流失税”的天才式幻想。实际上，Diaspora和BrainDrain两种研究范式有着某种惊人的相似：一是都有着非常显著的受害者心态。Diaspora本身就隐含了对故土的眷恋及现状的不满，而英文中的Drain、汉字中的“流”与“失”更是逼真地诉说了背井离乡的漂泊之痛。二是都重点探讨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单向度人才流动，BrainDrain本来是用来描绘发达国家的人才流出，却戏剧性地变成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某种道义谴责。三是最重要的，都只能对跨国人才流动现象提出某种自我认同的解释，却无法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因为在工业经济时代，人才流了，也就失了，至少多数是不回国了，流出国（通常特指发展中国家）往往是“人”、一才”两空，而流入国（通常特指发达国家）不仅获得了人才，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无偿或低价攫取了弥足珍贵的资本价值。问题在于：既然如此，为何广大发展中国家没有就此关上闸门，反倒是打开国门、扩大开放的越来越多了呢？知识经济时代：跨国人才流动的新态势冷战的藩篱被拆除，为欧美地区蓄势已久的全球化进程扫清了障碍，并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形成了不可阻遏、相互促进的两股浪潮，即全球化和信息化。藉此，知识经济形态开始萌芽，并对已经成型的工业经济形态带来了新的演进契机与挑战。就跨国人才流动而言，有以下几点值得高度关注：1．跨国人才流动的方向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一方面，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向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才流动现象依然存在，甚至有所加剧。尤其在一些计划、半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转轨过程中，由于原有的社会秩序被打破、国内市场化的制度环境尚未形成、产能转换面临种种障碍等，使得人才作用发挥的空间不大甚至缩小，转轨初期出现的大规模人才外流先后在中国、印度等国家上演，发达国家俨然成了发展中国家人才的“收割机”。另一方面，大批的发达国家也面临着日益加剧的人才外流压力。欧洲《2003年科技指标报告》显示，在美国工作的欧洲籍高级研究人员有75%宁愿继续留在那里。可见，以（老）欧洲为代表的人才跨国流动态势“打破了人才外流只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神话”。2．跨国人才流动的方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工业经济时代的“人”与“才”合二为一，人才流动本身具有某种刚性，流动的结果必然是非此即彼，不可能实现所谓的“兼容”。因此，如何留住人才也就成为了工业经济时代的一个重要使命，各种各样的留住人才的方法被发明出来，尤其在计划经济体制中，“人事”一词便产生了。无论是程序性的设障（如档案、户籍关系等），还是柔性的文化训导（如企业文化建设），都力图通过强化部门忠诚，降低人才流出的概率。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技术精英们得以活灵活现地将无形的才智有形化。同时，全球网络平台的形成使得人才信息的搜集与传递更为便捷，成本大幅度降低。“人”、“才”开始分离，以往有形的国际人才流动开始无形化，人才的“柔性流动”成为政策设计的重要考量。可见，“‘人才外流’之说只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一种表象，不足以准确涵盖当今条件下的跨国人才流动的全部”。而Diaspora研究范式充满悲情的诉说与呼喊同样无法阻止大批人才的流出与滞留国外。随着经济知识化进程的加快，才智的经济特性进一步凸显，各类人才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寻找宽广的发展空间和良好的发展平台成为所有人才必须面临的根本性问题。这就要求基于知识经济时代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基本规律，引人人力资本的概念和研究方法，重新建构跨国人才流动的研究范式。人力资本国际流动的研究范式在农业经济时代，作为主导性的生产要素，土地所遵循的是自然规律，劳动者不仅被无序地散布在不同的地理空间，而且只能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传承知识和技术。无疑，知识和技术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劳动者的地位与角色也是卑微的，只能被动地面对各种自然性变化，跨国人才流动也不例外。在工业经济时代，近代科学的发展促使很多科技开始从隐性走向显性甚至系统化，但知识技术与劳动者的结合逐渐让位于其与劳动工具的结合。此外，劳动者获得知识技术（成为人才）需要承担各种有形成本，主要包括教育投资和健康投资两个部分，而投资的主体很可能不是人才自身，而是所属的经济社会组织，流动过程中必然面临着多元投资主体与一元收益主体之间的矛盾问题。而知识经济是以现代科技为核心，建立在对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与应用基础上的新型经济形态。在知识经济时代，人是创造知识、传播知识、应用知识的主体，从传统的劳动者演化成了人力资本。科技知识实现了向主体自身的回归，人才的内涵与外延均发生了质变。人力资本是指由投资获得、并能增值的知识、技术等的总和及其载体，具有内涵与载体的二元性。不同于以往的人才流动概念，人力资本流动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知识技术等的流动，二是人力资本载体（人）的空间位移。这两者不一定同时进行，因此就存在不同的类型，即基于“人”、“才”分离的全新的流动形态。在知识经济中，人力资本投资遵循的是边际效益递增规律，不再是物质资本投资及自然资源投入的边际效益递减规律，相应地，对人力资本的争取也取代了以往对土地和物质资本的争夺，国际经济竞争在宏观层面上突出表现为对知识的控制和运用的争夺，这就使人力资本国际流动成为更具经济和战略价值的重要变量。相应地，工业经济时代的技术精英自动流向某一类国家的“人才流失”被全球范围内主动的人才争取所取代。在信息传递链之间联系薄弱甚至相互独立的条件下，人才个体对自身价值的判断主要是在相对狭小的时空中进行，而且主要是在既有的单一信息传递系统内部进行，从而使价值判断和追求趋于静止，并形成对所在组织的某种愚忠和依赖。而知识经济建立在信息化的基础之上，信息革命将不同的信息传导系统和相对独立的信息链以极其低廉的成本链接起来，最终构建了全球性信息系统，拓宽了原先封闭的信息传导机制，追求动态价值不仅成为人力资本的本质要求，而且具备了基本条件，“人”、“才”分离后的才智流动畅通无阻，刚性的“回国服务”演化为柔性的“为国服务”。由于在经济知识化的过程中，人才自身所拥有的人力资本成为最重要的经济动因，而人力资本自身是无法增值的，必须与适量的物质资本在特定的制度空间中有效配置，才能实现人力资本增值。相应地．人才对个人事业的忠诚超过了对单位（组织）的忠诚，人才流动、尤其是跨国流动的根本动因已经转化为人力资本的保值增值问题。既定的_工作环境能否为其才智的发挥提供必需的物质资本供给？既定的发展平台能否促进人力资本的保值增值？原有的制度空间能否为人力资本的保值增值提供保障并降低风险？进而言之，我们必须基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制度空间三者的互动关系，重新分析人才跨国流动的动机。事实上，同时拥有充裕的物质资本供给和良好的制度空间，才能为人力资本增值（或者说人才的才智发挥）提供最重要的保障，而这恰恰是知识经济时代跨国人才流动的最主要的动机。这就不难理解：虽然沙特阿拉伯的人均收入远高于北美，为何不能大批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总之，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国际流动是跨国人才流动的最重要的研究范式，人力资本是这一范式的核心概念，而动态性是这一范式的基本特征，它有效揭示了知识经济时代跨国人才流动研究的方向、方式和方法，从而超越了Diaspora研究范式和BrainDrain研究范式所面临的逻辑困境，成为知识经济背景下最具说服力的跨国人才流动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