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关议和”中的李鸿章

“马关议和”中的李鸿章

“马关议和”中的李鸿章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董丛林    前不久，电视连续剧《台湾1895》曾在央视热播。对此剧的评价可以说是见仁见智，说法不一。无论如何，反正会引发人们对那个年头之事的回顾和思考。甲午战争中清方失败，导致《马关条约》的签订。清朝割台湾，赔巨款，还有其他若干方面权益的严重损失，是我们民族记忆中创巨痛深的大事变！李鸿章既是清方在这场战争中的主要指挥员（其时他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又是与日本议约的“全权钦差头等大臣”，与此局自有脱不开的干系。这里，我们就选看他在“马关议和”这个历史场次中的具体情状。不得不应的差事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不久，清朝就因连连失利，谋求尽快与日本议和。起初派出赴日议和的，是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和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但日方以他们资格不够拒绝接纳，要清朝改派像奕?、李鸿章这样的人物才能开议。奕?是皇家亲贵、堂堂王爷，自难出使做这等必然受辱的差事。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就非李鸿章莫属了。而对于此老来说，他绝对知道这不是一桩美差，但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啊，只有应命而已。李鸿章为此接受皇帝召见，也与其他有关重臣们一道商讨。知日本方面透露的议和最基本条件，就是要清朝必须赔款和割地。赔款是清朝君臣们早就料到而准备应允的（当然，具体数额上想能少则少），其最感要命的是割地，没人愿意明确认可此事。在光绪帝身边的重臣翁同龢，素持倾向“主战”的态度，与李鸿章又有颇深的嫌怨，此时他对割地议和坚决反对。李鸿章将作为谈判的当事人，自然更知道此事的要害，他何尝想独担其责，便要求翁同龢与他一道赴日（他一定有这样的心里话：你家伙在家里嘴皮子这么硬，到谈判桌上看看如何！），翁同龢一听就急了，赶紧推脱：“若我曾办过洋务，此行必不推辞，今以生手办这么重大的事情，怎么可以？”看，这当儿竟不惜在“洋务能力”上服软了。李鸿章此时也表示，“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连翁同龢听起来都觉得他“语甚坚决”。可若真是这样，改派的使者再白跑一趟，议和不成，日军向北京进攻（日方屡屡这样威胁），事情不就更可怕了吗？于是，朝廷只得对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割地，表示原则性应允。李鸿章对上谕“予臣以商让土地之权”，尽管表示“闻命之下，何胜悚惧”，但心里明白，与日方谈判的最起码“底线”有了。出行马关和前三场谈判1895年3月14日（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李鸿章一行（包括其嗣子、后亦曾有“全权大臣”名分的李经方），从天津乘德国商轮前往日本。自然界正是春光明媚的时节，可中国从辽东半岛到山东半岛的大片疆域，却仍处在兵燹的深重灾难之中，血浸大地，火燎云天。整个中国朝野上下，也都被悲怆的浓云笼罩着。肩负特殊“使命”的李鸿章，自然更难有轻松的心情，轮舟东渡，骇浪拍心。七十三岁一老翁，此去此行知何如？19日，他们到达日本马关。第二天，便在春帆楼（此后历次谈判及最后签约都在这里），与日方全权代表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等人开始了首场谈判。这次基本上属于“礼节性”会晤的“便谈”，尚未接触多少“议和”的具体问题。其后第二场谈判的内容，主要是先行停战问题。日方提出以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三处地方作为“质押”的条件，李鸿章为此大感惊愕，未予答应。第三场谈判于3月24日（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举行。李鸿章鉴于日方对先行停战的条件不予让步，便提出暂且搁置其议而直接谈判“和约”内容，请日方出示“和款”。伊藤博文为了有更充分的推敲应对时间，推说要到明天交阅，与李鸿章约定了具体时刻。突挨日本浪人的黑枪想不到，就在这场谈判结束，李鸿章回寓所快要到达的时候，意外情况发生了：突然有一个日本人从旁边的人丛中窜上来，在距李鸿章所乘轿子仅五尺近的地方，向他开了一枪，然后飞快逃去。警察赶紧追捕，将他逮获。李鸿章被枪击中，弹头将其左眼镜片击破，进入左眼下方，顿时鲜血淋漓。轿夫们被这突然的变故吓呆了，警察强促之抬起轿子急行，仗剑驱逐着欲上来围观的人们，护拥着轿子向前，生怕再发生新的意外。到了不远处的寓所，李鸿章已经晕厥。被急招来的医生们赶忙查伤，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弹头没有深入脑部，也没有伤及眼球，他们赶紧处理伤口。清醒过来的李鸿章，忆述了遭袭时的情形。日方通过对案犯的审讯和调查，知他叫小山丰太郎，26岁，无业平民，最后以“谋杀未遂罪”判处其无期徒刑。无论日方作为战争的胜利者是多么骄横和狂傲，但谈判期间发生枪击对方使臣的事件，总是令国际社会震惊的乱事和丑闻，会给其造成外交上的负面影响，对当下的谈判也会产生消极因素。所以日方仍是从维护其本国利益出发，要设法将不利因素降到最低限度。故对李鸿章表现出关心备至的样子，精心的医疗照顾之外，包括伊藤博文在内的高官大员们也亲自致歉和慰问。在谈判之事上，也表现出了策略性的一点“让步”，就是放弃了前行谈判中坚持的令中方无论如何也不能答应的苛刻停战条件，同意先行签署停战协定。这算是以李鸿章险些丧命为代价换来的一线“转机”吧。无论如何，他是为国家谈判挨的枪。并且，伤未愈合他就急不可耐地继续投入议和工作，当时医生建议施行外科手术取出弹头，只是那样需要花费的时间较长，因此为李鸿章所拒绝。他说：“国步艰难，和局之成，刻不容缓，予焉能延宕以误国乎？死生有命，我宁死无割（不割取弹头）。”有人看到他受伤流在衣服上的血迹，有“此血所以报国”之言，他听了“潸然出涕”，说：“舍我命而有利于国，我也毫不吝惜啊！”为了不致拖延谈判时间，他真的未取弹头，而缝合在里面，以至留有后遗症，也成了跟他终生的“纪念”。“转机”后的续谈停战协议既定，李鸿章在疗伤期间也得到了日方的条约拟稿。这个约稿内容上是非常苛酷的，李鸿章在这时的函复中，对割地一项，尚不表明确认可；赔款则认为日本要求（初为三亿两）过多，中国财力有限，无法负担，请求对方“详细思之”，予以酌减；对“通商权利”之事，则明言日方提出的“情节极为繁重”，从税则的苛刻，到日方在华设厂制造等项，都一一进行了剖辩。日方则不予认可，坚持原议。随后李鸿章提出的拟改约稿中，割地允奉天南边安东县、宽甸县、凤凰厅、岫岩厅和澎湖列岛地方，赔款允一亿两。4月10日（三月十六日），伤口初步愈合的李鸿章，与日方进行第四场谈判。一开始，伊藤博文礼貌性地询问了李鸿章的身体情况，而谈判一接触正题，气氛便骤然紧张起来。伊藤博文的态度和口气非常强硬，不容置辩，一下子把李鸿章弄到了非常尴尬和被动的境地。伊藤博文说：“见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李鸿章问：“难道不许分辩？”伊藤博文回答：“只管辩论，但不能减少。”尽管如此，李鸿章还是不放弃争辩。他求再减少赔款（这时日方已要求2万两），说来说去没有结果，就又从交款时间、方式上做文章，想通过迂回的途径达到实际获减一点赔款的目的，而伊藤博文还是处处堵截。割地之事，李鸿章对日方约本中指划的辽东地方中，要求将营口除外，特别是对日方要割台湾的要求坚不应允。伊藤博文见李鸿章反复争辩，则说，“为时太促，不能多辩”，对日方所改约稿，“照办，固好；不能照办，即算驳还”。这样，翻来覆去不知有多少个回合，还是回到了日方所谓“尽头条款”的原点。到五场谈判4月15日（三月二十一日）举行。李鸿章还是不放弃设法争取减少割地、赔款的努力，伊藤博文则坚决不应。李鸿章说对方“办事太狠，才干太大”。伊藤博文则以比你“万不能及”来“回敬”。最后，李鸿章就约款中几处无碍宏旨的具体问题提出修改意见，伊藤博文倒是比较痛快地答应了。这样约文既定，剩下的就是签字画押了。阖朝“独罪李鸿章”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李鸿章是议和的“全权钦差头等大臣”，有着在外“便宜行事”的授权，可对条约的关键性事项，他决不轻易自行做主。谈判桌上，他代表清政府说话。谈判桌下，他则通过密电形式把谈判情况随时向朝廷报告，请示机宜。特别是割地、赔款等要害事项的具体事宜，都须得朝廷明确允准的答复，他才对日方应允。是说他老道还是圆滑？谨慎还是胆怯？“尽忠”还是自保？都有吧，化合在了一块儿，剔不清的。总之，一切都得到了清廷的批准和认可之后，由李鸿章在前台与日本签约了。4月17日（三月二十三日）——这是我们每个中国人决不应忘记的一个国耻日，这天，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空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上签字画押，一条空前沉重的锁链，加在了中华民族伤痕累累的身躯上！至于《马关条约》的要项，是中学生都能背得出来的，自然不用再细说。而在这个条约的谈判之中和签订之后，中国朝野上下反对和抵制的呼声连连不断，维新救亡的运动也随之兴起。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对中华民族的刺激是空前的！李鸿章作为甲午战争清方参与决策和部署指挥的重要人物，他对战争的失败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一份责任。他作为《马关条约》谈判中清方的“全权”代表和议订签押人，这个角色当然也永远抹不掉历史注定的那份罪责和耻辱。问题是，当时的朝中千夫所指、万人齐骂，“独罪”李鸿章一人的现象，却不能不让人深思：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能是他李鸿章一个人的责任吗？是他个人能够左右大局、翻转乾坤的吗？不禁让人记起这样一首诗作：“昔年甲午战，唯有直隶当。一省抗一国，寡弱敌众强。诸藩壁上观，独罪李鸿章。”这出自正直而又熟知中国近代历史的赵朴初老先生（他前几年刚下世）以《读史》为题的组诗，按其自注，“诸藩壁上观”系指“当时两江、两湖、两广等总督皆拥兵坐观”。是呵，“独罪李鸿章”，不但有失历史公正，而且会掩饰当年最高统治者的责任和制度腐朽的根源。如果说在当年还有着舆论不能归罪“圣上”和“皇朝”的无奈，那么，在今天，就没有理由不戒除这种片面，从更全面和深刻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