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冬月》的翻译看“风韵译”中的创造因素

从《冬月》的翻译看“风韵译”中的创造因素

从《冬月》的翻译看“风韵译”中的创造因素杨梅，艾素萍（四川理工学院外语学院，四川自贡643000）摘要：在纷繁复杂的诗歌翻译理论及实践过程中，郭沫若基于自身的个性才情，提出“风韵译”的诗歌翻译思想，让翻译和创造结合在了一起，翻译的痕迹几近消失，大大提高了译诗的可读性和审美性，成为诗人译诗，以诗译诗的典范。关键词：郭沫若；风韵译；创造翻译是跨文化交际活动，众多显性和隐性的因素都对其产生影响。就文学翻译而言，更不是简单的符码转换。文化信息背后的意识形态远远超越了翻译技巧问题，隐性地引导着译者做出种种的选择。原文背后所隐藏的艺术文化精神，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等等，定然同译人语文化中的这些因素发生冲突和对峙，译者必然要面临选择，而意识形态这只看不见的手会左右他的价值取向。具体体现为在翻译中对原文内容的重视、排除、删节、增添、改动，这是译者自身对原文所作的解读。因此，翻译实际上是符码的转换和对文化信息的处理。译者对原语和译入语的态度，翻译标准的厘定，翻译方法的选择，对原文文化内容的注意，以及译作的用途等等，构成了译者的翻译思想。一、郭沫若的“风韵译”思想与创造精神郭沫若作为创造社的标杆人物，坚决反对文学的功利性，坚持为艺术而艺术，坚持自我感情的自然流露，强调翻译的个人趣味。郭沫若的诗歌翻译思想“风韵译”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翻译生涯。1923年郭沫若在《理想的翻译之我见》一文中所言，可看作是“风韵译”的定义：“原文中的字句应该应有尽有，然不必逐字逐句的呆译，或先或后，或综或析，在不损及意义的范围之内，为气韵起见可以自由移易”。他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努力接近和再现原作。他的译诗在这一主观愿望的指引下对原诗产生了客观背离。(论文范文　www.ixbw.com)译诗在溶入了创造性因素后，更像是郭沫若理智和情感的复合体。在《翻译的动机与效果》一文中，郭沫若再次肯定了翻译中的创作精神：“我们试问，翻译作品是不是要有创作精神寄寓在里面？这我恐怕无论是怎样强词夺理的人，对于这个问题，一定会答应一个‘是’。那么我们又问：翻译家要他自己于翻译作品时勇气创作的精神，是不是对于该作品应当有精深的研究、正确的理解，视该作品的表现和内涵，不啻如自己出，乃从而为迫不得已的逐译？这个我想，无论怎样强词夺理的人，恐怕也要说一个‘是’”。基于此，郭沫若坚信只有在不损害原意的情况下，对原诗进行一些创造性的改变，这样才能做好翻译。这种改变并不是歪曲原诗的结构和意义，也不损害原诗的魅力。对于这种“合而为一”的创造性翻译的另一种解释就是：翻译诗歌，好像是译者自己在限制条件内创造诗歌。创造为郭沫若的译诗注入了生机和活力，让读者读译诗就好像是在读原创，翻译的痕迹悄然无踪。郭沫若显然采取了一种比传统翻译更积极地翻译姿态。他的翻译实际上是对原诗的改写，自己再增添些新的东西。他没有亦步亦趋地寻求字当句对，而是吞食，消化原诗的精髓以后，摆脱原文形式的束缚，把握原诗核心的意象，自己创作一首新诗。他既没有模仿原诗的形态，也没有沿用主体文化惯常的相应形式，而是让诗歌的意义自然形成“独特的诗歌形式”。应该说，郭沫若译诗不是“临摹”而是“变形”，是“剥离原诗的语言”，将其中的符号“解放”出来，再用另一种语言重新组装，创作一个“类似文本”。因为他认为，如果按常规翻译诗歌，那只能是糟蹋诗的精华，徒剩毫无生气的糟粕。因而，他在诗歌翻译中反对因袭，主张独辟蹊径，大胆探索与尝试新的表现手法。在他的诗歌翻译实践中，翻译与创作交织在一起。诗意的忠实与否不在考虑之列。重要的是意象新奇，韵律新颖，新人耳目。因此他以创造发明为己任。旧瓶装新酒，原作发新声。他按照自己的审美原则，不落他人窠臼。他没有字斟句酌的照原文翻译，常省略掉典故，大大提高了译作的可读性和审美性。翻译既是郭沫若创作的动力，也是郭沫若才能的展现。二、从翻译实践中看“风韵译”的创造精神《英诗译稿》共有译诗五十首，多为外国抒情名诗。由于郭沫若坚持“风韵译”，在翻译实践中自觉反抗僵化的文学传统，文笔优美，译笔多变，常借用古典诗歌形式，语势神韵，化用中国典故，抒情浪漫贯穿其中，充分体现了“风韵译”的精髓，更具文人气息，明显带有归化与文化翻译的性质。有的译作同中文古诗有共同之处，形式整齐，意境相似。以郭译EvelynScott的诗作WinterMoon为例：WINTER MOON 冬月

EvelynScott

 A little white thistle moon 初月如银钩，

Blown over the cold crags and fens： 吹过冰岩沼；

A little white thistle moon 如钩初月白，

Blown across the frozen heather. 吹渡寒郊草。

汉语之美，美在古朴典雅，美在简洁庄重，此美多源于对传统（文言）的承传。应当承认的一个事实是：娴熟而又典雅，明快而又灵动的汉语语感来自一定的文言功底。语言的品味来自传统文化积淀和继承。一味拒斥文言，追求百分之百的白话的结果是丧失典雅，味同嚼蜡。文言的介入，让凝练的语言有了令人回味的余地；让雅化的语言有了书卷味和文采。郭沫若自少年时代起，基本已经形成一种以文言为本位的语感。这种文言本位语感，相随他成人，相伴他终生，奠定了他的文字表达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他文字表达的“下意识”，使得他运用语言词汇时，总是那么纯粹，凝练，古朴和典雅。他能够自如娴熟地从古诗文中，选取极富表现力和生命力的词汇、诗句，生动鲜活地或描摹，或写意，或达情。寥寥数语，便传神，传情，传心，传意。原诗的情绪，意象和内容形式，译者的感受力，悟性和表现力无不体现在译诗里。原诗颇妙，一三诗句完全相同，二四诗句首字相同，一句中的“white”对应第二句中的“cold”和第四句中的“frozen”。短短四句，把冬日的萧瑟清冷刻画得淋漓尽致。郭译更妙。郭沫若并没有完全临摹原诗，但用词细腻精巧，选词范围灵活，凸显“诗眼”。“银”字对应“白”字，译诗并没有一字不苟地呆板地重复原诗，而是将词序颠倒了一下，产生了强烈的修辞效果，诗句和谐对称，韵味浓郁，由于汉语在历史上曾经非常讲究骈四俪六，加上其他原因，在措辞方面的对偶和整饬上，汉语略胜英语一筹。这种古典修辞手法尽管使一三句译诗意义不变，却有了抑扬顿挫之感，形象生动，变化灵活。有骈俪之美，更兼音韵之美。非英语原句可比。原诗中的“thistle”（蓟）被故意忽视了，蓟为苏格兰国花，小圆形。圆月在中国人心目中是美满团圆之意，很难表达愁苦之精神。郭沫若没有因袭原诗用词，而是改译为弦月，让这一“诗眼”在中国读者心中尽显悲凉之意。郭沫若译诗为五言绝句，押abcb韵，虽较原诗在形式卜有改动，但更能让中国人联想起那些耳熟能详吟咏月亮的五言古诗，如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卜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又如李白的《玉阶怨》：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郭沫若是个极其感性的人，他对诗歌中情绪的敏感无人能出其右。译诗中所体现出的激情尽在情理之中了。郭沫若将原诗隐含的意义连接表层化，形成显形衔接；逻辑联系，简洁，紧凑，并置自然构成意象。如此翻译，译文便别有一番情调，笔触精确，句意饱满，文意显豁。译诗的文采，感情色彩，甚而胜过了英语原诗。郭沫若创造精妙，译笔传神。译诗文采斐然，扬汉语之长，更具诗意。好的译文，善蜕变，能跳出。所谓蜕变，即能求其神似；所谓跳出，即能进入化境。此译诗即是一例。同时深感译者笔力不凡，才思纵横。中国文学作品独标“意境”，以境界的高低来衡量作品的艺术价值。优秀的文学艺术往往能使情与景，意与境相交融，塑造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产生强烈的感染力，也能使读者产生想象和联想，如身入其境，在思想感情上受到感染。郭沫若的译诗虽与原诗有出入，但他用艺术的语言所表达的诗情诗意诗韵同国人的情趣心境的一致，达到了在精神层面上中外文化的通合融汇之境界。郭沫若译诗在尽量忠实于原诗形式和内容的前提下，对原诗所进行的大胆再创造，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诗歌翻译，而同文学创作结合在了一起。通过补充其“简约”的表现，体会出了其“丰富”的内涵，原诗的意境和神韵美跃然现于眼前。译诗的形神兼顾是他秉承民族精神，翻译不以洋化为主，而让译诗在汉语肥沃的土壤中成活的结果。译诗使原诗的内在韵律诉诸心而不诉诸耳，强调了情绪自然消长的审美体验，符合“形美，意美，音美”的“三美”原则，充分体现了“风韵译”的思想，可说自成一篇美文。读后让人如饮醇香美酒，回味无穷，真正体会到了外国名诗动人的魅力。诗人译诗，以诗译诗，诗意更浓，译诗传神。郭沫若将原诗的思想内容与符合汉语诗歌表达习惯、具有音韵之美的语言结合在一起，用精熟的汉语自然地呈现原诗的风貌，从而为读者奉上了一首令人回味无穷的艺术佳作，这才是艺术家的译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