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自编年谱的成书时间及相关问题

康有为自编年谱的成书时间及相关问题

关于康有为自编年谱成书的时间，学界通常认为撰写于1899年初，康氏自己还有起稿于乙未(1895年)的说法。通过研究与分析，可以认为，所谓从乙未年开始撰写年谱的说法应不可靠；年谱的主体内容撰写于1899年初，大致无疑问，但需要说明的是，此后康氏对年谱仍有修订和增删，将其视为康逝世前定稿，可能更为合理一些。把年谱看作1927年时康氏内心世界与思想状态的反映，应该是相对准确的。定位于此，更易于把握该年谱的史料价值。

年谱是按年次记载人物生平事迹的传记文献，因而将传主的自编年谱视为个人回忆录亦不无理由。在史学研究中，这种具有中国传统形式的传记文献通常被当作较为重要的史料来利用，康有为的自编年谱自然也不例外。事实上，由于康氏与晚清政治、学术、思想、文化的重要关系，学界对其自编年谱的重视更是非同一般。

康氏自编年谱本拟名为《我史》（注：康同璧：《康南海先生年谱续编》，“前言”，见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9页。），后人改称为今名。年谱在康氏生前并未刊行过，1927年3月康有为逝世后，曾以抄本的形式在小范围内流传，现在已知的抄本有罗孝高、丁文江、康同璧、赵丰田藏本。（注：谢巍编撰：《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15页。）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史学会组织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时，才根据赵丰田所藏抄本与康同璧所藏抄本对校后，取名《康有为自编年谱》，收入该丛刊（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以下简称《戊戌变法》)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107—169页。），这是康氏自编年谱首次印行（注：这里只是从年谱本身的刊行来说的。如果从年谱的内容而言，1932年康氏弟子张伯桢刊行《南海先生传》，其中前半部分(1898年以前)基本上便是依据康氏自编年谱改编而来，但张氏并未向读者说明。该传后附王树楠跋云：“弟子述先生事，见闻较为真确，故能始末备举，钜细不遗，此书可作康先生年谱，并可为一朝史镜焉。”当时王氏或许知道该传与年谱的关系，但亦隐晦未明。详见张伯桢《南海康先生传》，收入《沧海丛书》，北平琉璃厂文楷斋刻印，1932年5月；(徐)一士《读〈南海康先生传〉》，《国闻周报》第9卷第20期，1932年5月。二者均转引自夏晓虹编《追忆康有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98—161页。）。此后半个世纪，台湾和大陆一些机构又多次刊印该年谱（注：台湾和大陆先后出版的康氏自编年谱有：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资料丛刊》第2辑，《康南海自订年谱》，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蒋贵麟主编：《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第22册，《康南海先生自编年谱》，台北，宏业书局1976年版；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中华书局1992年版；康有为：《我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康有为：《我史》，收入刘梦溪主编、朱维铮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康有为卷》(以下简称《康有为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但基本上皆以抄本和《戊戌变法》丛刊本为据，内容并无二致。其中楼宇烈先生整理的《康南海自编年谱》，不仅增入公元纪年，又改正了丛刊本中个别明显的误字，故多为学界重视和引用。

不过，与学界对该年谱文本的广泛利用相比，康有为自编年谱作为一种历史文献，其形成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注：据谢巍编撰《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日本学者田原正己曾撰写《〈康南海自编年谱〉之考察》一文，收入《香川大学教育学部研究报告》第1部第30号，1971年3月。因笔者未能见到该文，文中是否涉及康氏年谱的成书情况，不详。）对于年谱成书于戊戌政变后即1899年初前后的习惯说法，学界少有疑义，学人对年谱内容的利用和研究，亦多以此为前提。近年有学者指出，康氏年谱中个别内容似乎是后来很晚时候补入的，年谱内容有“点窜”的嫌疑，实际上已对该书成书时间的习惯说法提出了疑问，但似未从整体上对该问题展开考察。（注：朱维铮：《康有为在十九世纪》，《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5—213页。）本文希望借鉴既有的研究成果，对康有为自编年谱的撰写、形成情况进行考订，提出疑问，并对与之相关的问题进行讨论。不妥之处，尚请方家指正。

一

学界通常认为康有为自编年谱撰写于戊戌政变后即1899年初前后，这是以康自己的说法为根据的。康年谱末云：

聚散成毁，皆客感客形，深阅生死，顺天俟命，但行吾不忍之心，以救此方民耳。诸子欲闻吾行事，请吾书此。此四十年乎，当地球文明之运，中外相通之时，诸教并出，新理大发之日，吾以一身备中原师友之传，当中国政变之事，为四千年未有之会，而穷理创义，立事变法，吾皆遭逢其会，而自为之。学道爱人，足为一世，生本无涯，道终未济，今已死耶，则已阅遍人天，亦自无碍，即作如是观也。后此玩心神明，更驰新意，即作断想，又为一生观也。九月十二日至日本，居东京已三月，岁暮书于牛込区早稻田四十二番之明夷阁。（注：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第67—68页。）

这段话乃年谱终篇总结之语，据此，年谱当完稿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岁暮，亦即1899年初，这种说法现在比较通行。不过，《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后所附《书目解题》的说法与此稍有区别：

是书系康有为于光绪二十一年乙未以前所作，叙事亦止于是年为止。原稿在戊戌抄没，展转落于其门人罗孝高手中。戊戌十二月，作者流亡日本，复将乙未以后事补作而成是编。（注：《戊戌变法》第4册，第616页。）\8/^sE2zMJYw1}1~ARW_$5wq[7-$H}Shx教学论文网+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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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强调指出年谱是分两个阶段写的，即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年)以前部分(包括乙未年)写于乙未年；光绪二十二年至光绪二十四年(丙申、丁酉、戊戌，1896—1898年)三年的内容则系政变后流亡日本时续补的。仔细审察，这种解释实与年谱中的康氏的一句注语有关。年谱“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三十九岁”前有康氏自注云：

此书为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前作，故叙事亦止于是岁，门人罗孝高不知从何得之，盖戊戌抄没，落入人间，而孝高得之也。更苏年七十识。（注：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第32页。）

康氏晚号更苏，其年70当在1927年。是年3月8日(二月初五)康有为在上海度过70岁生日，数日后遂离沪去青岛，3月31日(二月二十八日)在青岛寓所病逝。据其门人麦仲华回忆，康氏70寿诞后，即在上海“亲自检理其平生最爱之书籍，及自著稿件等，彻三昼夜不稍息”（注：据麦仲华函，时间不详，转引自夏晓虹《圣人心迹》，《读书》1996年第8期，第119页。）。康同璧也回忆说：“先君去沪时，亲自检点遗稿，并将礼服携带。临行，巡视园中殆遍，且云：我与上海缘尽矣！以其像片分赠工友，以作纪念，若预知永别者焉。”（注：康同璧：《康南海先生年谱续编》，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第235页。）康氏离沪前曾检点遗稿，据此似可判言，这条注语应是康逝世前不久临时添加的。显然，题解中所谓康年谱分两阶段成书的说法，是将年谱正文总结语与康氏所添注语综合后得出的一种新解释。论文康有为自编年谱的成书时间及相关问题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康同璧和赵丰田抄本所依据的年谱稿本，可能仍存世。据谢巍先生称，“该稿本不分卷，共两册”。笔者虽几经努力，惜仍未能找到原稿。（注：中国历史博物馆编《中国近代史参考图录》中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259页，有“《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首页”图片，说明年谱稿本仍存于世。又谢巍编撰《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第615页“《康南海自编年谱》(我史)”条下记云：“稿本不分卷，二册。《万木草堂丛书目录》载《我史》条注，‘即年谱’。”根据该书所注藏书之处，年谱原稿应藏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但经笔者查询不确。笔者在查访年谱收藏机构的过程中，得到中国人民大学程啸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张海鹏研究员以及国家博物馆相瑞花、高世瑜两位研究员的热忱帮助，特此致谢。）尽管未能见到稿本，但据前引康有为的注语，笔者推断，稿本第一册应止于乙未年，康氏注语应写于该册之后，否则康不至于有“此书”之称；稿本第二册，当为丙申至戊戌部分。由此，或可断定，康氏自编年谱稿本分为两册，本来已是前后相续、自成体系的本子，只是由于康逝世前添加了一句注语，才又引出“两阶段”成书的歧说，这其中自然有后世学者综合分析的主观因素在内。不过，即使乙未前后两阶段成书的说法成立，似乎也不影响人们对年谱最后成书时间的认定，学界对两种说法的差异忽略不计，原因大概也在于此。

二

康有为逝世前为何在基本定稿的《我史》中，写下这段注语，具体缘由今人已很难知晓。不过，他在70岁时自称在乙未年便撰写了年谱前半部，可谓疑窦丛生。让人怀疑的理由至少有三点：其一，是年康氏方中进士，授工部主事，年仅37岁，似不至于在仕途尚未发达、功名尚未显赫时，就对自己的前半生做回顾性的总结。这与明清时期人们晚年撰写自订年谱的习惯不符。其二，乙未年《马关条约》签订，康氏在京参与策动公车上书，后又参与强学会活动，是年八月复南下，得到张之洞支持，创办上海强学会。此刻之康氏全身心投入上书开会的政治活动，是否会有时间与精力撰写年谱，也是值得怀疑的，至少目前还没有发现关于他撰写年谱的有力佐证(包括康氏本人或其家人弟子的文献)。其三，康自言年谱在政变发生时被抄没，后又碰巧被其门人罗孝高（注：罗孝高，名普，广东顺德人，康有为弟子，麦孟华的妹夫，万木草堂后期的学生。戊戌政变后赴日本游学，入早稻田专门学校读书。见陈汉才编著《康门弟子述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139页。）所得，并完璧奉还，这种说法不免过于离奇。现在看到的年谱，内容多讽旧党者，且指名道姓，攻击慈禧、荣禄等当政者，倘若抄没，又岂有重新流落民间的可能性？况且又能恰巧被其门徒所得？事情如此玄虚，很难令人信服，笔者以为康于乙未年开始撰写年谱的可能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