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19世纪中期清朝军队的演变

试论19世纪中期清朝军队的演变

摘　要：本文以19世纪中期战乱之际的安徽为中心，厘清了“兵”、“勇”、“团勇”与“练勇”的概念，并从“勇营”、“练军”到“勇营留防”的发展过程，探讨了清朝军队的演变及与基层社会武装的关系，进而提出清末基层社会武装及代表人物由之进入并留驻上层政权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19世纪；军队；演变

清朝国家经制军队有八旗、绿营两个体系，八旗兵员极其有限，早在清前期即已腐败，不堪征战重任。绿营军是汉军，由“兵”组成。兵有兵籍，隶属兵部，世代承袭。绿营军制度上存在着的严重弊病，养成了绿营兵将漫无纪律、慵懒涣散、钻营猾巧、谋利敛财、贪生怕死的积习。

绿营军“兵”之外，各营多有“勇”的名目①。“勇”是为充实绿营军兵力，从民籍中临时雇募而来的。“勇”，作为绿营兵的附庸，无独立编制，惟从绿营将弁指挥。其粮饷虽不如“兵”，但同“兵”一样由官方粮台供应。这些“勇”多为无业游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离开故土，随绿营军征调各处出战，除训练、纪律更不如“兵”外，已同“兵”没有两样。19世纪战乱之时，绿营军中的“勇”成了扰民、兵变的主力。咸丰二年（1852）太平天国永安建制，清大吏孙锵鸣奏称“广西难平之患，尚不在永安一处。其召募之广勇及各处壮勇，均不受节制。战不向前，处不安静，并有暗中通贼者，间于裁汰，遂肆劫掠，新到湖勇尤节节滋事”。各勇骚扰的严重程度，从清廷相对应的严厉措施可以看出。咸丰帝谕令琦善、向荣、陈金绶等将不法各勇“严行查拿，就地正法，所过地方官均饬令一体严办。各属团练绅民，如遇此等凶徒，随地拿获格杀勿论”；“仍著向荣于所带募勇，加意防范，总宜陆续设法遣散为要，慎勿勉强羁縻，以贻后患”②。19世纪中期战乱中，绿营“兵”、“勇”皆不可用，亟须兵力的上层政权则不能不把目光集中到基层社会的武装上来。

清代基层社会武装可分为“团勇”与“练勇”。“团勇”是业余武装，各家出壮丁，守望相助。有警守卡，打仗助阵。“练勇”是专业武装，由基层社会组织招募“四方精锐”组成，或二百，或三四百，于城内设一总局，公择绅士主之，日事训练，有警调发，守卡打仗。按照团练自保的组织原则，清官方规定，团勇（或称团丁）源于保甲：“团总责之甲长，甲长责之牌长”，牌长责每户二丁抽一，“如一户二人，责其身体壮大、心性诚实者一人为壮丁”，不得以无用之人充数，亦不得雇佣游手无赖之人顶替。对于基层社会组织招募的专业武装——练勇，则反复强调须杜绝市井不逞之徒的滥入，或从团勇拣出，或从本地有家有业之民中招募。同时规定，禁止各级官员擅自征调。

事实上，19世纪中期战乱中，基层社会组织各绅士奉州县各级官员号召，已率练勇出战，加入了绿营军征战的行列。如安徽有举人李元华所率六安勇，翰林院编修李鸿章所率合肥勇等。咸丰帝亦下谕旨：“安徽、河南、山东、江南交界地方……有自备资斧，募勇投效军营，立即奏请优奖，或给官职，或给翎枝、勇号。”③

另一方面，清朝军政各级官员变原来的募“勇”，为募“练勇”，也就是说，绿营原有“兵”、“勇”之外，由地方军政官员统一指挥。与绿营“兵”“勇”共同作战的还有基层社会由绅士统率的专业武装——“练勇”。“练勇”的背后，是源于保甲的“团勇”、“团练”。“练勇”的一部分纳入绿营（或“投效”，或被“招募”），则改变了绿营原有“勇”的成分。如咸丰二年（1852）十月，“安徽巡抚蒋文庆奏陈招募练勇事宜”；三年（1853）正月咸丰帝谕令周天爵“即将现在所募亲信练勇或属百人或千人，自成一队，查看何处持重，即督率前往防剿”④。在基层社会组织各绅士，率基层社会武装“练勇”协助国家经制军绿营征战，本是双重统治格局下理所当然的行为；在上层统治者，则是一方面利用基层社会武装调整组织兵力，一方面限制基层社会武装过分发展的一箭双雕之举。

以安徽六安为例⑤。

咸丰四年（1854）四月，六安被太平军攻克。六安西乡九保各绅董纷纷“起练”、“起勇”，“简精锐、整器械、密暗号、严侦探”，并齐集苏家埠保，约期攻城。失败后，举人李元华等再檄东北乡各保绅董，各领练勇，分四队攻城取胜。咸丰帝以六安官绅“不费公家一兵一饷，力克坚城，为军兴以来所未有”，将有功各绅分别授予文武官职：茅念劬为直隶州知州、李元华为知州、赵霖为守备等。

可知六安各绅在州城被太平军攻克后，以保甲团练为基础“起练”、“起勇”，组织了基层社会的专业武装“练勇”，并率之攻城复城，而“不费公家一兵一饷”，说明这支“练勇”初起之时，完全是基层社会组织自己的武装。然其后各绅分别被授予文武官职，特别是“守备”这样的绿营武职，则反映了清官方将其纳入上层军力结构的企图。

六安克复后，“官绅招居民编练丁以备城守”，时福建陆路提督秦定三率绿营兵勇15000名至，檄六安练总曹远荣为前导。曹远荣将秦军导至资助其练勇的“旌德吕姓”商贩积谷所在地酆镇驻扎，而后传集各保绅董共议助攻。有举人尹宝圭献策“攻舒（城）保六（安）”，遂商定各保按贫富大小，定所出“练勇”之多寡；其不得力者，“则出资如所派”，曹远荣“别募精壮以应之”。这些“练勇”统一号称“曹勇”。六月，“曹勇”齐集，不下一万数千人。“绿营居锅底山，而曹勇星罗棋布分据各村庄”。秦定三乃“传队分路”进攻舒城，并于城外击退太平军援军。曹远荣因之被“钦授”五品衔，尹宝圭授知县，“均赏蓝翎”。十二月，城犹未下，各绅董“忧费之不继”，与曹远荣议裁勇数，留勇2500名，其中200名分驻招庆寺等各保防合肥土匪，2300名随营。翌年四月，“盐菜钱竭”，曹远荣通禀各大帅，安徽布政使“拨解银一千两”；知州茅念劬调曹远荣之子曹继文赴西乡剿匪，获匪掠竹木，变价得钱七千余串，拨充勇费。秦定三在舒城城下建立营垒，将曹勇分为五营，围其西北；调孟勇、舒勇围其东；自率贵州开化兵勇掘两条地道，即将穿城。城南又有桐城绅士胡子卓招募练勇。太平军担心合围，于咸丰六年（1856）正月撤出。是役“历时二十一月，用费三十余万”，东南乡32保各绅董“竭力筹办”，居民“竭力输将”，曹远荣晋四品顶戴换花翎，尹宝圭晋知州。既克舒城，秦定三调“曹勇”进攻桐城，曹远荣以无饷辞。安徽巡抚命庐州知府、颍州知府会筹。遂选勇一千名，以舒城、桐城、六安各负担三分之一饷糈。

以上可知六安各绅统率号为“曹勇”的“练勇”出战舒城，参与了以秦定三为首的绿营军的征战。特别是当年十二月裁勇后，有2300名“曹勇”正式随营。此“练勇”与绿营原招募的“勇”多有不同。绿营原招募的“勇”，“非饥饿无赖，即枭桀不逞”，“苟钱谷丰裕、赏赐优渥，可激使一战，战亦浪战无法，乘胜争利，易蹶主将”；若“小不如意，睢目而疾视，沙行而偶语。一旦有急，铤而走险，不能有益，适足为祸”。有的“勇”招自外地远乡，如“广勇”、“潮勇”、“川勇”，多为强宗豪姓素昔蓄养，抱结成团，“苦大帅统之无方，驭之无术。良者弭首而就法，强者长啸而远引”⑥。而曹勇这样的练勇，其成分则为本乡本土有家有业、为保卫乡土家业而战之人，不是为勇费而来的市井无赖；其首领则为本地各族绅士——冠之以“曹”即可为证，其下营官、司粮饷出入、劝捐文案亦均为本地各族绅士。如此，战斗力自然增强许多。然此“练勇”与后来的“勇营”仍有不同：其仍为绿营附庸，受绿营将领指挥，勇费、粮饷也部分官拨。在这些根本点上，随营练勇——“曹勇”与绿营原来的“勇”无大分别。而随军“练勇”由官方支付费用，似乎最初是人们的共识。咸丰帝自己曾说过：“广东候补千总香山县武举韦允开于道光二十一年以团练义勇为名冒领帑项肥己，朕无不俯允所请。”⑦安徽巡抚蒋文庆奏陈“安徽招募练勇事宜”之前，也曾先上“募勇留饷请饬核实办理”一折，请将全省上下忙地丁关税契杂监银通计约一百三十余万两一并存留，作为防堵之用。论文试论19世纪中期清朝军队的演变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但是由于财政支绌，清统治者在绝大多数场合，要求“练勇”自行解决经费，也就是由基层社会组织捐输解决。如此，各级军政官员将“练勇”直接招募入营的做法一直受到限制，而更多地采取调集各地“练勇”配合作战，或联合作战的办法。这使附于绿营的“练勇”，成为绿营旧“勇”及湘淮军“勇营”的中间形态。z+_`YP=Bb?(9;rmzv=,+?f|{q7Q?T(R 大学生毕业论文+!~Q\&mBG&Z 2A2AC&[Yb0

人们通常认为，“勇营”源于湖南，起始为江忠源。江忠源是湖南新宁人，道光举人，办团练起家。太平天国军兴后，江忠源招募以新安练勇为主的“楚勇”五百人，赴广西参战，屡立功，声名大噪。渐率楚勇独立作战，最终确立了“以勇代兵”的思想和全由“练勇”组成的新的军队模式⑧。他在给曾国藩的一封信中说：

夫兵之弊，由国家承平日久，市井游猾之徒无所得食，攒入营伍，求肥其身，养其妻子，不知打仗杀贼为何事。有游猾之尤者，工于语言，趋跄以媚其上，为之上者，喜其媚己也，而予之官。彼以是术得官，必以操是术而黜陟众官。相沿已久，积重难返，营务安得不坏？军政安得不弛？一旦有事，惟相率而逃耳。若勇则募于有事之时，皆山野樵鲁之夫，其猛悍之性尚为可用。然从征日久，得钱易则习于奢华，杀人多则果于残忍。事平之后散处田间，则贻异日无穷之祸。故论目前击贼之用，则兵不如勇，而论异日遣散之难，则勇不如兵。然源终不欲以兵易勇者，兵之患在本源，仓促而难拔；勇之患在流弊，先事而可防。且急则治标，近日之时势，宁取其勇悍搏击之勇，而后日遣散之难，尚可求其人求其法以治之也。

江忠源十分清楚使基层社会保持低度军事化的重要性，认为如若以“勇”代“兵”，将来事平之后曾为正规军队历经阵仗的“练勇”返回家园，散处田间，势必使基层社会组织武装——“团练”的战斗力发生变化，使统治者维持基层社会低度军事化的希望化为泡影，终启“异日无穷之祸”。但江忠源深知绿营兵已不可恃，万不能以“兵”代“勇”。江忠源认为即时整顿绿营无异于临渴掘井，为救急，只有先“治标”，只有以“勇”代“兵”，其他以后再说。这种思想在江忠源奏陈“军务所关得失八条”中也可看出。其中第二条“撤提镇”，隐约反映了他从自率楚勇以营为单位的情况出发，摒却绿营提镇指挥、营自为战的想法和做法；第三条“汰弁兵”，则进一步指出绿营弁兵“巧猾怯懦之流，无事则应对趋跄，临阵则趑趄退避，论功则多方钻营，遇败则巧为推诿”，实宜裁汰；而练勇“朴实耐苦之人，军令宜于服习，令进则进，令退则退，故可得而用”等⑨。

论者以为，江忠源所率之勇从“练勇”转变为“勇营”的关键，在于其最终成为独立于绿营之外全由练勇组成的一支方面之师⑩。然实际上如王?运《湘军志》云：“楚军起于江忠源，其时以三百人从乌兰泰，不能成营制。后忠源官尊师众，第从先廓之，而法制不改。”江忠源所率之楚勇，似乎还不能称之为“勇营”，而仍是介乎“勇”与“勇营”之间的“练勇”。楚勇曾因闹饷求赏发生兵噪，被裁撤不少，可知其粮饷仍有部分为官方支给；而楚勇被“裁撤”，加之“血战阵亡，所存无多”，江忠源集兵募勇补充兵力，仍以兵勇为主——他转战江西时曾有奏片：请调云贵湖广兵六千，再募勇三千，合为一万，自成一军。咸丰三年（1853）末，他在六安接安徽巡抚印信、驰救庐州时，率领的仍是一支“练勇”（楚勇数百名及新募的六安霍邱勇2000名）、“兵”、“勇”（四川兵、开化勇、广勇700余名）组合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