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对社会工作学的研究*《光明日报》

加强对社会工作学的研究*《光明日报》

（田森(中国当代社会研究中心)于2001-10-19 11:24:00发布）加强对社会工作学的研究中国当代社会研究中心主席 田森今年5月，我同中国科学院路甬祥同志讨论过有关科学发展的一些问题。在那次谈话中，他建议应加强对社会工作学的研究，这个意见立即引起了我深深的共鸣。 什么是社会工作学呢？对此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947年联合国在调查各国社会工作教育概况时，曾收到33个国家对社会工作所下的33个不同的定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不同国家的社会工作学由于各自背景的不同而有异的现实。在我看来，社会工作学不妨定义为：“一门研究如何助人，如何保障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活权益，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的科学。”我在不同场合还多次就社会工作谈到过一个意见，我认为社会工作不仅是一门科学，而且是一门艺术。要做好它不仅需要有广博的知识（如理论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甚至医学、自然科学的知识等），而且需要有处理人际关系的艺术（社会工作从来把自己的视线投向活跃于社会中的各种群体、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当然要做好社会工作还需要拥有真诚的爱心和对社会的责任心。最近，我看到一本讲述美国社会学家莫尔对待人生和死亡的故事的书，它的名字叫《相约星期二》，读罢不禁勾起了我的许多联想。78岁的莫尔在患了绝症面临死亡的前夕依然那么从容地呼唤人世间的爱。他对病榻边聆听他讲述这最后一堂人生课的学生米奇说：“在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产生一种爱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我们文化中很大的一部分并没有给予你这种东西。要有同情心，要有责任感。只要我们学会了这两点，这个世界就会美好的多。……把自己奉献给爱，把自己奉献给社区，把自己奉献给能给予你目标和意义的创造。”而这正是从事社会工作所特别需要的。 大家知道，最早提出社会福利概念的是19世纪英国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他为改善当时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福利条件做了大量工作，对此恩格斯曾经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在英国所发生的一切为工人阶级谋福利的社会运动及其一切实际成就都是和欧文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但总的说来，西方社会工作的兴起渊源于慈善工作，它迄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国的社会工作是在本世纪初起步的，早在二十年代燕京大学就已设有讲授社会服务工作的课程。遗憾的是， 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时，与社会学密切相关的社会工作专业也同样遭到了被取消的厄运。直至1979年随着社会学的重建，社会工作才作为应用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而逐步恢复和发展，致使作为一门专业的中国社会工作比之国际上的社会工作落后了许多。不过，中国的社会工作也是颇有特色的。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解放区就较有成效地开展了优抚安置工作，建国以后中国的社会救济福利工作更是取得了许多成就，对稳定社会、推进社会进步都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当时，这些工作大都被囊括在民政工作之中，因此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民政工作就是社会工作。细察之，一方面社会工作与民政工作确有密切的联系，中国民政工作是中国社会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组成部分，但另一方面两者也有所不同。民政工作涉及的诸如村民自治、基层政权建设等属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方面的内容，并不属于社会工作的范畴；而拯救失足青少年，对处于困境的人们提供心理治疗，呼唤发挥社会道德力量，为失业者提供就业服务，促进社区工作等方面则又不属于民政工作的范畴。现今，我们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中国民政工作的传统优势，另一方面也要学习西方社会工作可资借鉴的经验并吸收西方社会工作的一些内容，把两者结合起来，在促进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和科学化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体系和社会工作学，这对促进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必将发挥积极作用。 众所周知，70年代末，在中国现代史上揭开了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的序幕。毫无疑问，这是一场极为深刻的革命。正是改革开放的巨浪推动着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迈进，从封闭半封闭、凝固半凝固的社会向开放社会迈进，从计划经济模式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迈进，这是何等巨大的变迁！希望之花顿时开遍了神州原野，它给人们带来了多少清新的芬芳啊！然而，随着社会转型的步步深入，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也日益暴露出来，为了把转型引起的心理动荡、社会震荡减到最低限度，为了增强人们对改革的承受力，为了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中国社会此时更加需要社会工作来帮助那些处于困境的人们得到一些适当的解脱，重新燃起他们对生活的希望。大家知道，济困、助残、尊老、爱幼从来都是社会工作永恒的主体，只不过当一个社会处在剧烈的变革中，济困的任务就显得格外突出，它必须面对由于中国社会运作一时失调而造成的不少深刻的社会问题。就拿眼下大批职工下岗来说吧，这原本是改革的迫切需要，理应大力推行才是，否则国有企业将不堪重负，又何以能扭亏为盈呢？但由于我们的配套工作远远未能及时跟上，我们的社会保障工作不论就广度和深度而言做得都很不够，这的确为许多职工生活带来不少具体困难，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深思索和严重关注。设若我们的配套措施得力，我们的社会工作做得比较好，那么如此众多的下岗职工对社会引起的震荡完全可以大大减少。谁都知道，调整利益格局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面对下岗日益严峻的形势，用扶贫济困的道德手段来适当调节人们眼下的利益格局，尽快帮助困者度过难关，的确是摆在社会工作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我们这里只不过以如何解决好眼前的下岗问题为例，来唤起人们对社会工作和社会工作学的重视。尽管1986年原国家教委已明确规定，应在社会学学科中增设“社会工作与管理”的专业，之后不少大学也相继设立了这一专业，而今天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业更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可，但总的说来，中国今日不少地方的社会工作仍停留在经验型的层次上，如何把社会工作作为一门科学和艺术来倡导，把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业活动来处理，把社会工作者作为像医生、律师那样的角色来专门培训、来对待，从而更好地、更大幅度地开展助人活动，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所以，作为一位研究社会的学者，路甬祥同志发出的这个呼唤立即勾起了我的诸多思绪。大家知道，二十一世纪将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融合的世纪。我相信在发展社会工作学上，社会科学家同自然科学家的合作将有广阔的天地。随着大家的共同努力，也必然会使中国的社会工作学在二十一世纪的学术园地里放射出灿烂的光彩。今天，我们还需要呼唤有关部门早日制订社会工作的各种法规，制订大力开展社会工作的有关方针，进一步培训专业的社会工作人才，建立全国性的社会工作基金，早日把具有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和社会工作学搞上去。 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在面临第三次思想解放的大好形势下，中国社会结构所发生的深刻变化终将为囊括了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社会工作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学带来新的春天。我们当代社会研究中心决定近期召开首都知名人士社会工作学座谈会，借以呼吁全社会对这一问题的重视。 *《光明日报》1999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