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中的文化“围城”探析

《围城》中的文化“围城”探析

摘 要：对在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的“全盘西化”现象，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为此类现代知识分子“看看病”，把他们的病症一 一呈现给读者，其中对崇洋媚外心理的揭示，以幽默、讽刺的语言批判某一类人物的自卑与虚荣。在这些人物形象中，既渗透着作家对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也凝聚着他们对文化的思考、对人生的认识。

关键词：《围城》 文化 崇洋媚外 反思

文化批判是现代小说作家创作的重要命题。《〈围城〉序》中，钱钟书便开宗明义创作的主要目的：“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物，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异于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① “是人类”便有人类的思想和行为，也便有人类的“基本根性”，当然更应该具备人类反思的主动性。

在《围城》中，钱钟书凭哲人智者之学养通过刻画“新式”文人，即一批留学生或“高级知识分子”崇洋媚外的心理，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哲学思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近百年的时间，中国在历史进程中接受欧风美雨的影响，时而大门忽开，时而大门忽闭，不断反复地冲击当时知识分子矛盾的心理。先是重门深锁，抱残守缺，以世界的中央自居;后来局面一变，锁匙尽失，在引进西方现代科学的同时，更带来了崇洋媚外习气。

中西文化冲突的情感。《围城》中的男主人公方鸿渐，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封建绅士家庭，父亲是前清举人，其自然深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但他从小又在新学堂里接受新式教育，受着“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有着某些进步的民主思想。就婚姻大事而言，早在方鸿渐上中学时，他的父亲就给他定下了周家这门亲事，当时年少的方鸿渐在感情上没有渴求，这门亲事对他来说无可亦无不可。等到上了大学，看到男女同学受到西方文明影响的自由风情后，他也很眼热，终于鼓起勇气给他父亲写了一封要求解除婚约的信，结果遭到其父的严厉训斥，便吓得连忙写信求饶，从此“不敢妄想”。此时的方鸿渐渴望婚恋自由，对父亲包办的婚姻不满，但传统文化中“父母之命”却不敢违。后来，在自由的爱情、婚姻两失意，心灰意冷之际，他居然认为老式的父母包办婚姻有时倒比新式的自由恋爱婚姻好，可见他内心深处有着“古老社会和传统的重袭，也有着20世纪文明的影响”。

游洋同于举业，留学意在镀金。方鸿渐本是学中国文学的，却也要出国“深造”。这种“崇洋”确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方鸿渐说过：“现在的留学跟前清科举功名一样，我父亲常说，从前人不中进士，随你官做得多么大，总抱着终身遗憾。留了学也可以解脱这种自卑心理，并非为高深学问。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非出不可……”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较为正直的方鸿渐在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下，也不得不在留学归国之前买了一张假的文凭，对父亲有个交代，也想在社会里蒙混过关。因在国外混了几年，一个学位没有取得，回国无颜面对江东父老，不得已出此下策。正如他自己所说：“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彼时洋文凭让人眼热，何况又是博士文凭。这种留洋知识分子的自我嘲弄，正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注重功名的衰腐性，买个假洋博士文凭实质是为了对父母、岳父大人有个交代，可堪中国所谓的孝子行为。

方鸿渐是新旧交替时代、中西文化碰撞下的产物。《围城》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必然要揭示主人公所处的时代背景。在那个“新式知识分子”的世界里，历史上文人常常引以为傲的传统美德，诸如感时忧国、讲求操守、追求气节、报效国家、为国献身等精神无影无踪，剩下的只是虚伪、庸俗、卑琐，纵然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在文明的大都市里结出崇洋媚外的恶果。“讲道德、讲仁义的中国文化，正是救活重功利尚享受西方文化病态的良药。”② 但良药中的道德、仁义已走在文化的悬崖边上。

“外国科学进步，中国科学家进爵。”钱钟书一针见血地讽刺出中国文化人的功利性。中国人沾上点洋味，似乎便高人一等。Jimmy张是《围城》中张嘴说话时总是夹杂着一些无谓的英文，他并无中文难达新意而需要英文来讲，“所以他说话里嵌的英文字，还比不得嘴里嵌的金牙，尚可使用，只好比牙缝里嵌的肉屑，表示饭尚吃得好，此外全无用处”。Jimmy张无非是为了炫耀自己“洋时髦，洋习气”，抬高身份;哲学家褚慎明靠着三四十封外国哲学家的回信吓到了无数人，不明真相的人对他佩服、尊敬;曹元朗回国后到处喜挂牛津、剑桥牌子，不仅为了装点门面，更是为了炫耀自己是留学生;韩学愈更是厚颜无耻，冒牌子虚乌有的外国大学博士，用假的文凭和在国外报刊登的求业广告当做“作品”增进学历;……他们的行径无非是想借“洋名”“洋物”来获取头衔、地位、名气，挣足面子，以示体面。人需要自尊，从某种意义上讲，自尊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独立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根本之所在。③ 这类人拿着国外的名头到国内炫耀，虽然这个名头不够真实，却依然屡试不爽。究其原因，就是在于中国社会依然存在着崇洋情结，而这些崇外媚外、弄虚作假的背后，实质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爱慕虚荣在作祟，或许，这正是中国文化人格的悲剧所在。

崇洋现象是《围城》中文化反思的“围城”。作品中曾多次提到“围城”的含义，一说是法国的一句古语，另一说是英国的一句古话，含义是一个金漆的鸟笼，笼里的鸟想飞出去，笼外的'鸟想住进去。当然，睿智的作者词简意丰。中国几千年自我闭锁的传统文化不也是一座“围城”吗?且看董斜川，即崇洋媚外，又保留着浓重的封建酸腐气。他曾出任捷克公使馆参赞，本来应该是个“英年洋务派的人”，但骨子里却封建味十足，说话“口气活像遗少”，捧着“同光体”的干尸来炫耀自己的才学，写些晦涩难懂的旧体诗，可笑十足却不自知，一直自认为自己的旧学深厚，诗才过人。面对别人虚假的恭维，也竟洋洋得意地表现出“仿佛领袖受民众欢迎时的表情”。可见，封建文化的“围城”把知识分子的精神包裹得水泄不通、顽固不化。作品在令人忍俊不禁的滑稽可笑的形象和情节的背后，把无价值的东西撕裂给人看，在笑声中给读者以教育、启迪。 方鸿渐回乡后曾感慨那四年“在家乡要算是白过了”，“那些人还是做四年前所做的事，说四年前所说的话”。“家乡”是中国的缩影，家乡生活、思想、文化依旧如昨，颇多感慨与失落。最令读者失望和质疑的该是Jimmy张夫妇，具有一身的洋习气却仍旧存有他们家乡的传统观念，为刚刚十八岁、中学没有毕业的女儿挑女婿。

“文化围城”在中国的乡村坚不可摧，牢不可破，似乎情有可原，但即便是在易于接受新思想、新观念的大学，也同样不易被轻易突破。作品在叙述学校试行“导师制”这一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时，淋漓尽致地揭露和讽刺了那些道貌岸然的假道学们对外来文化封建式的改造。“导师制”本来是英国牛津、剑桥大学实行的一种训导学生的制度，带有师生共同生活、平等相处的意味。然而，在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和训导长李梅亭的“修正”下，却蒙上了浓厚的封建色彩，诸如“未婚的先生不得做女学生的导师”，“学生毕业后，在社会上如有犯罪行为，导师来带负责”，把中国古代的封建道学和连珠法都强悍地加进了“导师制”。可见，三闾大学实行的“导师制”不过是西方文明被中国传统文化改造过了的畸形产物。难怪在三闾大学任教的赵辛楣要感叹：“不知怎么，外国一切好东西到中国没有不走样的……中国真厉害，天下无敌手，外国东西来一件，毁一件。”“中国真厉害”，当然是中国根深蒂固的文化厉害，即便是西方文明想挤进来，需变了个“中国样”才有立锥之地。这种对某些知识分子的自我嘲讽是需要足够的勇气的。苏轼曾说，“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其实这“不惊”“不怒”都算不得大勇，有大勇者应该是那些能够自我侮辱的人，应该是那些因他发迹而自卑、因自卑而狂妄的人。恕我也“大胆的假设”，中国今天之所以不能充分的现代化，就是因为这种人太多的缘故。④ 作者的批判又何尝不是呢?中国人认识自我需要反观，而认识自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学人小说《围城》，以幽默、含蓄、讽刺的语言，用生命表层的经验，无情地揭开中国某一类人遮蔽心灵的面纱。读者对曾崇拜有加的中国知识分子感到惊讶、慌乱、迷惑甚至厌恶，正因如此，才能使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痛切的反思。具有批判精神的作者，以敏锐的洞察力、对人的根性的揭示，使《围城》蕴含着一种深邃的现代悲剧感。千年“围城”坚不可摧的悲哀，写出了人性的真实。而它所关注的绝不仅仅是四十年代的一类知识分子，而是整个现代人。小说加深了读者对束缚人性的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对生活在当下的读者仍旧具有警醒与反思作用。

① 钱钟书：《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② 李敖：《李敖大全集(3)》，中国友谊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③ 庄锦英编著：《生活心理学》，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62页。

④ 贾陵江：《自卑与狂妄》，李敖：《李敖大全集》(3)，中国友谊出版社1999年版，第218页，第219页。

参考文献：

[1] 王卫平.东方睿智学人——钱钟书的独特个性与魅力[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2] 李洪岩.钱钟书与近代学人[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