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祝福语_香港回归20周年祝福短信(4)
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祝福语_香港回归20周年祝福短信
20年前509名解放军提前入港 时任谈判官揭内幕
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曾被外媒称为“香港回归中方第一谈判手”的陈佐洱，向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透露了当年鲜为人知的谈判内幕。
陈佐洱档案
1942年12月生，祖籍上海。
曾任中国新闻社福建分社社长、总社港澳台部主任。
1987年底到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工作，1994年3月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1998年起，先后任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正部长级），全国人大香港特区筹委、澳门特区筹委，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2013年，任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
23年前的3月11日，陈佐洱一家三口从北京登机，飞向正成为世界焦点的香港。当时，距离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还有将近3年4个月。他的使命是，赴港出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负责磋商香港政权交接的具体事宜。
后来，每逢香港回归的纪念日，便是这位当年谈判高手的忙碌期。
陈佐洱是半路出家。他生在上海，长在厦门，伯父陈伯吹和父亲陈汝惠都是知名作家，堂兄陈佳洱曾任北京大学校长，三弟陈佐湟是新中国第一位交响乐指挥博士。
2017年，陈佐洱在上海老家2017年，陈佐洱在上海老家
“台湾记者李永得和徐璐与我握手，歉意地说：“让你们久等了。”我迎上前说：“欢迎，欢迎，等你们38年了！”
高渊：你的港澳台工作经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陈佐洱：那是1987年9月，当时发生了一件很轰动的事，台湾《自立晚报》派出两个记者取道东京前往大陆采访。这是两岸隔绝38年后，第一次有台湾记者来公开采访。
做梦也没想到，协助他们采访的任务会落在我肩上。当时，我刚从福州到中国新闻社总社工作，职务是福建分社社长兼总社港澳台部主任，一面工作，一面熟悉总社的运作情况，准备去中新社一家驻外分社工作。
高渊：为什么会派你出面接待？
陈佐洱：记得那天是中新社王士谷社长找我谈，郑重其事地说，有两位台湾记者要来大陆公开采访，中央对此很重视，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直接负责。考虑到台湾《自立晚报》是民间媒体，而中新社也是大陆民间性质的媒体，实行对等接待。
王社长告诉我，《自立晚报》派出的李永得和徐璐两位记者，李永得是一位部门主任，而我正好是负责对台新闻的部门主任，所以由我作为中新社的代表。
高渊：当时接待有什么必须遵守的原则吗？
陈佐洱：有两条。一是确保自由采访，李、徐想采访谁，到什么地方采访，都要尽量开放和满足；二是确保两人的人身安全。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邓小平同志定的。
高渊：过程还顺利吗？
陈佐洱：他们是9月14日下午3点50分，从日本东京登机出发的，途经上海再飞北京。因为机上有重要旅客，所以这个航班在上海多做了一次客货安检，一直到15日凌晨0点56分才抵达北京。
我和中新社的同事是当天傍晚就到首都机场等候了，还来了很多国内外媒体。子夜时分，机舱门一打开，李永得和徐璐与我握手，歉意地说：“让你们久等了。”我迎上前说：“欢迎，欢迎，等你们38年了！”
高渊：这句“等你们38年了”，是事先想好的，还是当时脱口而出？
陈佐洱：是脱口而出的，我根本没有细想。因为已经等了4个多小时，加深了焦虑和期待，的确是久等的感觉，飞机晚点嘛。
但这话一出口，立刻被世界多家通讯社援引，很多报刊以显著版位报道并加以评论，国内各大媒体在内部也炒得很热。
高渊：听说还引来不少批评？
陈佐洱：当时，中新社在宣武门新华社大楼里办公，中午去食堂吃饭时，就听到有人背后指指点点，“就是这个人说等台湾人等了38年，是什么阶级立场？”中新社里面也在议论，我内心忐忑不安，只想埋头工作，帮两位台湾记者联系好采访。
后来听说，邓小平同志肯定这句话说得好，我悬在半空的心才算放了下来。
高渊：那次台湾媒体的“破冰之旅”，是否客观上也改变了你的人生轨迹？
陈佐洱：台湾记者采访结束后，一下子北京有好几个单位要调我，中央台办要我去负责宣传，当新闻发言人。但我最想去国务院港澳办，因为香港还有10年就要回归了，我工作到退休年龄前还赶得上全过程。1987年底就去了，1988年1月正式上班。
高渊：当时鲁平在港澳办？
陈佐洱：对，我去港澳办跟鲁平很有关系。我在中新社总社的时候，宿舍对面就是鲁平的家，他当时是港澳办秘书长。有时候我去他家串门，就认识了，他也知道我怎么接待台湾记者，就向港澳办党组推荐了，请党组书记李后专门来考察我。
我去了之后，是一个处级干部，没有具体职务，在基本法草委会秘书处工作，实际上负责秘书处。几个月后，任命我为副司长。
“英国“玫瑰园计划”投入过于巨大，倾尽香港财力，留给未来中国特区政府的财政储备只有50亿港币。还要大规模举债，让特区政府偿还。中央高层的意见很明确，不能“你请客，我会钞”。
高渊：第一次参加中英谈判是什么时候？
陈佐洱：是1990年下半年开始的香港新机场建设谈判，一直持续到1991年。当时，我先后担任港澳办一司副司长和司长，这个司负责经济事务和调研工作。
这项谈判起初是由中英双方派出专家组、政府工作小组出面谈，英方谈判组长是外交部负责亚洲事务的助理国务次官伯恩斯，相当于司局级，跟我对等。这是我第一次担纲谈判首席，不敢有丝毫懈怠。
高渊：当时，为何中方反对港英当局的建设方案？
陈佐洱：香港原来的启德机场地处人口稠密的市区，中方在80年代就建议港英当局择址建设新机场，但对方并不积极，可能不想种了树让后人来乘凉。
但到了1989年后，英方处心积虑“光荣撤退”，抛出了一个所谓“玫瑰园计划”，主要就是建设机场和港口。
这个计划最大的问题是，投入过于巨大，可以说是倾尽了香港的财力，留给未来中国特区政府的财政储备只有区区50亿港币。不仅如此，还要不封顶地大规模举债，让特区政府偿还。对此，中央高层的意见很明确，建设香港新机场不能“你请客，我会钞”。
高渊：和伯恩斯谈了几轮？
陈佐洱：和他谈了两轮，地点都在北京，但双方分歧严重，没有谈成。分歧的焦点是，英方坚持认为，就跨越回归的重大事项和中方磋商，会损害英国对香港的有效管治。所以，虽然双方谈判人员都夜以继日地工作，但大原则定不下来，协议依然遥不可及。
伯恩斯人高马大，一脸营养和修养都很好的样子。他有一次以近乎恳求的口吻跟我说：“后天是我太太的生日，孩子们都会回到伦敦，我们能不能互相让一点，让我回去和他们一起度过这一天。”我当即表示会尽力，但遗憾的是，没能缩小彼此的分歧。
高渊：怎么打破僵局呢？
陈佐洱：到了1991年6月，双方提升了谈判级别。英国派出首相外事顾问柯利达，中方是鲁平，他当时已经是国务院港澳办主任，我作为鲁平的助手参加会谈。
柯利达是从第三国绕道来北京的，保密做得很好，钓鱼台国宾馆见不到一个记者。他是位瘦瘦高高的老者，开谈前他用冷峻的目光直视鲁平，一语不发达几分钟。鲁平也是高手，迎着柯利达的目光相视而坐，也一语不发，直到对方收回目光。
高渊：无语对视更考验谈判双方的心理吧。
陈佐洱：谈判是一门学问，讲究以逸待劳，使对方疲劳或不适。这次，柯利达带来了新方案，同意就跨越1997年的重大事项听取中方意见。这是谈判前提的重要转折，中方当即也作出让步，接受了英方提出的为特区政府留下250亿港币财政储备的建议。
我遵照指示，立即动笔起草协议草稿。值得一提的是，因为中方的坚持，协议名称定为《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及有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这“及有关问题”五个字是有深意的。就是说，从今往后，过渡期里但凡跨越1997年的事项，中英双方都要商量着办，不能一家说了算，这样就把英方制约住了。
其实，在中英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较量中，一共就达成两个协议。一是广为人知的《中英联合声明》，第二就是这个新机场备忘录。这个文件非常重要，不仅解决了新机场建设问题，更为后来的谈判定了基调。
高渊：谈判完成后，中英双方是怎样的心情？
陈佐洱：都很高兴。鲁平连夜写了一首“卜算子”，最后一句是：只见青遍柳树梢，方晓春之到。柯利达也第一次露出笑容，他是一位值得敬重的外交家。令人感慨的是，据说柯利达爵士的晚年生活艰辛，得了糖尿病，还失去了双腿，和老伴居住在伦敦租来的公寓，没有人看护照料。
“港英的各项社会福利开支突然变成了一辆在崎岖道路上飞奔的高速赛车，如果继续这样往前开，不用多少年，将会车毁人亡，而车上坐的正是600多万香港老百姓啊！
高渊：中英谈判中，你经历的最跌宕起伏的谈判是哪一次？
陈佐洱：我担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后，就常驻香港，在香港回归谈判的最后阶段，代表中方主谈了除法律适应化以外的几乎所有议题。
要说最跌宕起伏，还是财政预算案编制谈判。
按香港的惯例，每个财政年度从当年的4月1日起，至次年的3月31日止。97/98财政年度将跨越香港回归，理应由中英双方共同编制。而且，由于财政政策有连续性，之前一个财政年度的预算案也应由双方合作完成。
英方却想独自把握，以配合其“光荣撤退”方案的实施。所以阻挠中方参与预算案编制，还急功近利、不负责任地做大开支粉饰政绩。中方为了给未来特区留下一个好家底，坚持要在预算案编制中发挥应有影响力。
在这过程中，我个人多次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可以说终身难忘。
高渊：在谈判中，你那句“车毁人亡”曾在香港社会引起轩然大波？
陈佐洱：对。背景是这样的，从1995年3月起，中英启动专家小组会谈，首要议题是中方必须参与95/96和96/97预算案的编制。一开始，英方明确反对，表示要到1996年才会就预算案咨询中方。当时，曾荫权是英方组长，我是中方组长。
经过4轮艰苦谈判，英方终于作出让步，首次允许中方旁听高层资源会议，并就重要资源分配问题与中方讨论。但我们参与得越多，发现其中的问题越大。
1995年11月，港英政府社会福利署署长冼德勤发表公开演讲，表示要大幅增加社会福利开支，当时已连续5年以27%的增幅增长了社会福利开支，居然声称还要按此增幅再干5年。
对此，中方认为，应该在财政稳健的基础上，根据社会发展实际需求不断提高社会福利，而英方的做法严重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和中国香港基本法规定，是在给即将成立的特区政府埋钉子，哪个政府吃得消这么高速的刚性的福利增长？
高渊：当时具体场景是怎样的？
陈佐洱：那天，中外记者照例围在钓鱼台国宾馆7号楼门口，然后尾随双方代表进入谈判大厅。等双方坐定后，我用手指轻轻弹了弹话筒，开始发言，表示不赞成港英当局的赤字预算，更不赞成用这样高的速度持续提升香港社会福利。
我打了个比方，“港英的各项社会福利开支突然变成了一辆在崎岖道路上飞奔的高速赛车，如果继续这样往前开，不用多少年，将会车毁人亡，而车上坐的正是600多万香港老百姓啊！”
我的意思很明确，这种只顾眼前、不顾将来，企图在一日内把所有好事都完成的哗众取宠做法，要么是居心不良，要么是政治上的不成熟。
我这番开场白暴露了英方临撤退前卖好又埋钉子的一个阴谋，英方专家组始料未及，现场气氛迅速凝固。
当晚，香港总督彭定康亲自出马，率领一众高官隔空对我发起声势浩大的攻击。他把我形容他驾驶“高速赛车”，偷换概念成“港人是最好的司机”，称“香港的社会福利开支完全是香港事务，中国任何官员都无权理会！”甚至造谣称中方“把所有福利开支计划削减得体无完肤”，“港人对此决不受落（接受）！”
高渊：把你送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吧？
陈佐洱：彭定康的这番言论虽然经不起推敲，但在当时具有很大蛊惑性，一下子将我推到漠视港人利益、干预香港内部事务的孤立境地，迅速成为香港“主流舆论”。短短一个多星期，上千篇五花八门的文章，通过文字、电波、视频铺天盖地地对我声讨谴责。
高渊：你的压力有多大？
陈佐洱：当时我身在北京，香港的信息来得晚。
在翌日专家组会议结束后的吹风会上，有记者问我对彭定康那番谈话有何看法。我回答，港督是英国女王派来集大权于一身的英国人，跟未来由港人选举产生的特区行政长官相比，他是一个独裁者，他不仅没有资格跻身“港人”，更不会领到未来香港特区的“驾驶执照”。
我这话又被渲染为“大独裁者论”，英国外交部因此约见中国驻英使馆代办，指责我对香港社会福利开支的言论以及针对彭定康进行人身攻击是“不能接受的”。
我回到香港住处，见到小别一周的太太，她好像一下子憔悴了很多，因为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甚至不愿上街、上班，害怕背脊后有人窃窃私语。
但我不管压力多大，仍必须一如既往地做好每天的工作，出席各种公开活动，从容面对传媒。为减轻舆论误解，最大限度争取支持，继续不卑不亢地进行一些针对性解释。
高渊：这段难捱的日子是怎么度过的？
陈佐洱：香港是个快节奏的大都市，再火爆的新闻也难有持久的生命力。大约半个月后，舆论对我的注意力渐渐移散了。这的确是段不容易的日子，我也为此付出了一定代价。
若干年后，是非对错终于被香港发生的许多大事验证。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董建华、曾荫权以及梁锦松、唐英年等要员都曾动情地当面感念我，表示中英共同编制跨九七的财政预算案为香港的未来把住了关，他们都还记得并赞赏当年“车毁人亡”那句警示。
我说，我真的希望那仅仅是一句警示，甚至是说错的话，就当作我敲了一回木鱼吧。
1995年，中英关于香港财政预算案编制专家小组会议上，陈佐洱批评英方持续高福利政策。
“最后的焦点是驻港部队派多少人提前入港。中央给我的底线是不少于500人，我想到9是最大的数字，一咬牙说：“509人，这是中方所能作的最大让步了。”
高渊：财政预算案是让你最着急上火的谈判吗？
陈佐洱：还不是，最紧迫、最惊险的是解放军先头部队提前进驻问题，因为启动这项谈判时，香港回归已经倒计时了。
就在1997年6月16日中午，我突然接到来自北京的重要电话。电话里传来外交部副部长王英凡的声音：“陈佐洱，我正在钱其琛副总理的办公室里给你打电话。”这句话，立刻让我感到了急迫与分量。
王英凡副部长指示我，立即带领中英联合联络小组防务与治安专家小组，与英方开谈驻港部队先头部队提前进入香港问题。他说，北京已组成专家组，傍晚就飞抵香港，配合你的工作，来人将会传达具体方案，只要是在底线范围内，授权你可以当场决定。
说到这儿，他加重了语气：“时间不多了，一定争取在一周时间内与英方达成协议。关键是快！”
高渊：为何临近回归前夕，突然要谈判先头部队提前入港？
陈佐洱：一般的理解是，解放军驻港部队应于7月1日零时开进香港，此前已派遣196名以技术和后勤人员为主的先遣人员分三批不带武器进入香港，为驻港部队开进预作通信、交通、后勤等方面的必要准备。
但中央领导在听取有关汇报时发现，假如携带武器的驻港部队在7月1日零时才进港，从北到南抵达全部营地需要两到三个小时，这就意味着在驻港部队到位前，香港大部分地区将出现防务真空。
而此时，中英两国领袖正在进行庄严盛大的香港政权交接，刚刚回到祖国怀抱的香港绝不能有一分钟不设防。所以，驻港部队必须有一支先头部队，携带武器装备于7月1日零时以前进入香港，确保零时开始有效履行防务责任。
高渊：这项谈判有多难？
陈佐洱：英国人坚决不同意。他们认为在英方管辖的最后几个小时，中国军队就荷枪实弹开进来，这怎么行？
一开始是中国外交部在北京和英国大使馆谈，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在伦敦和英国外交部谈，但都是僵局。就在这时，英国政坛发生变动，工党取代保守党上台执政，钱其琛副总理亲自致函英国新任外相库克，希望推进谈判工作。双方最终决定，还是由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负责谈判。
接到任务后，我当晚就和专家们关进屏蔽保密室里彻夜研究方案。第二天上午开谈，整个谈判持续了五天五夜。
高渊：你的任务是在一周内完成这项谈判，时间非常紧迫，当时得到中央多大授权？
陈佐洱：谈判一开始就僵持，第一天不欢而散，直到第3天依然缺乏实质性进展。那天会谈结束时，我和英方代表包雅伦不约而同地走在最后。走到楼梯口时，我们对视了一下，收住脚步。他说，我们两个人再谈谈吧？
我点点头。正好旁边有一个小房间，是堆放杂物的储藏室，三四平方米，有一张条凳。我俩把门虚掩，坐在条凳上，没有灯光，没有译员，谁也看不清谁的脸，但彼此能感知对方的气息。
包雅伦直截了当问我，中方还能作哪些松动？
我说，中方可以再作两个重要让步：第一，可以放弃开进位于九龙闹市区的枪会山军营，但港岛的英军总部和港岛南的赤柱军营一定要进；第二，可以再调减些先头部队的人数，具体数字没透露。最后，我用诚恳、严肃的语气说：“前提是英方也必须持灵活态度！”我听见包雅伦吐了口气，拖长声调“嗯哼”了一声。我们都知道，谈判还有戏。
最后的焦点是驻港部队派多少人提前入港。中央给我的底线是不少于500人，我想到9是最大的数字，一咬牙说：“509人，这是中方所能作的最大让步了。”英方最终接受了这个方案。
高渊：你在香港谈了五天五夜，是怎么和北京保持沟通的？
陈佐洱：谈判桌上风雨变幻，第一时间向北京汇报和请示是夺取胜利必不可少的要素。广州军区来的专家给我带来三部可以漫游的手机，在1997年手机还是很新奇的。那些天，这三部手机都放在我桌子上，哪部响了，我就抓起来跑到外面去接。
中英谈判楼在坚尼地道28号，是一座依山而建的意大利式小楼。我每次都到外面花园接电话，是担心楼里面有窃听装置。当时经常和我联系的外交部王英凡副部长和港澳台司司长等，都是上海人，我们就说上海话。这样即便被窃听，对方还要找懂上海话的人来破译，得多费不少力。而且，我们之间的通话还有暗号。谈判的进展通过他们报给钱其琛副总理，再报给江泽民同志，北京的指示也通过这个途径及时下达。
那五天五夜真的没怎么睡觉，白天谈得唇焦口燥，晚上回中代处还要开会、发电报、等批复，再根据北京指示商量明天如何对阵。即便是抽空眯一会儿，脑子里想的也全是先头部队提前进驻的事。
高渊：在你亲历的中英谈判最后1208天里，接触了很多英方人士。你对末代港督彭定康印象怎样？
陈佐洱：应该说，在香港回归的整个后过渡期，彭定康的主要形象和实际作用就是个搅局者。他以说话尖刻辛辣、文字功底老到著称。1992年一上任，就抛出了一套背信弃义的三违反“政改方案”，随后才傲慢地动身北上，企图以既成事实压中方接受。最后，当然碰了一鼻子灰。
高渊：对哪几位英方谈判对手印象深刻？
陈佐洱：1990年香港新机场建设谈判时，我的对手是伯恩斯，他没谈成，英方临阵换将。香港回归后，他出任首任英国驻香港澳门总领事。那天，我应邀出席他的上任酒会，他对我非常冷淡，装作不认识，可能觉得当年丢了面子。
但不打不成交的也有，英方代表包雅伦、戴维斯等就是这样。包雅伦后来担任第二任总领事，在1999年底澳门特区成立庆典上我们相遇，欢喜合影，百感交集。戴维斯后来下海经商，曾担任英中商会会长。2007年我去伦敦的时候，他非常热情地主持我的演讲会。
高渊：你在这些谈判对手眼中，是什么形象？
陈佐洱：英方代表曾对媒体说，陈佐洱一是强硬，二是讲道理。
高渊：中方谈判阵营中，你对谁印象最深？
陈佐洱：印象最深的是鲁平，他可以说是我后半生的导师之一，是他把我领到谈判桌边的。
鲁平担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时，每天要读十几份立场不同的港澳中英文报纸，往往能从字里行间敏锐地发现对手的新动向，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他教导我说，和老谋深算的殖民主义者打交道，就像下象棋，走一步要看三步。
也许正因此，对手们都对他心生敬畏，连被他斥为香港“千古罪人”的彭定康，也在回忆录《东方与西方》中欣赏他的聪明、出众外表、一口流利的英语，“但中国的政治让我们之间只能拥抱像默剧一样的敌意”。
工作时，鲁平总是不苟言笑，批评人不留情面。下了班，回到侨办和港澳办干部合住的甘家口塔楼公寓，他又变得十分和气，见人笑吟吟地打招呼。
多年来，港澳办上下都叫他“鲁平同志”。每天早晨八点前，他必定踏进办公室，无论做到多晚，下班时办公桌上一定干干净净，没有一张积压的文件纸。
中方防务与治安专家小组成员在谈判大厅的合影中方防务与治安专家小组成员在谈判大厅的合影
“外交谈判的根本目的不是争出彼此高下，而是在不同利益的争执中搭桥，寻求在满足我方主要关注前提下的统筹兼顾之道。
高渊：你亲历了中英谈判的最后几年，期间波折不断。在1997年7月1日正式回归那一刻，是怎样的心情？
陈佐洱：我没有热泪盈眶的狂喜，站在中英政权交接仪式的会场，目视国旗冉冉升起，心里默默对自己说：不辱使命，我做到了！
高渊：你领衔的谈判涉及方方面面，像军事用地、移动电话专营权、排污等都很专业，你对这些都内行吗？
陈佐洱：我是学外语出身，很多方面的专业知识贫乏，主要靠各有关专家支持，自己也恶补，但也不可能全懂。一旦上了谈判桌，就只能由我一张口来谈，专家们可以递条子，我指定谁发言谁就发言。谈判桌上的每一句都有录音，“军中无戏言”。
高渊：香港回归后，一位英国外交国务大臣曾对中国驻英大使说，陈佐洱最难对付，但又是达成协议最多的对手。在你看来，外交谈判的关键是什么？
陈佐洱：在我去香港上任前，向老外长、港澳办老主任姬鹏飞辞行和请示，他对我说了一番鼓励的话，特别提到，外交是妥协的产物，政治也是妥协的产物。
在香港那几年，我还牢记两点，一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二是弱国无外交，我所有奉命谈判成功的背后，都是国力的支撑和人民的支持。
外交谈判的根本目的不是争出彼此高下，而是在不同利益的争执中搭桥，寻求在满足我方主要关注前提下的统筹兼顾之道。“一国两制”方针本身，就是和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国际争端的举世无双的桥。我在谈判中坚持这个理念，不仅完成了多项任务，后来还与很多昔日的对手成了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