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曾氏家书有感：智慧灯塔

读曾氏家书有感：智慧灯塔

智慧灯塔

——读曾氏家书有感

走出象牙塔，进入大熔炉，生活和职场的考验接踵而来，在现实中我已有应接不暇之状，迷茫、错乱、焦躁、困惑等负面情绪愈演愈烈。直到有一天，一位益友给了我指点，说“不妨读读国学，修炼情商，内圣外王嘛”，我恍然大悟，仿佛在黑夜的海面上寻到了灯塔，自此开始徜徉在卷帙浩繁的国学经典中。

常言说凡事总有一个过程，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在浩如烟海的国学领域中找到落脚点也必须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从阅读儒道经典到宋代苏轼，再到近代梁启超，直至折回晚清名臣曾国藩（以下称曾氏），历时两年，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国学归宿，这要得益于梁启超给其师康有为的信中所言：“弟子日间偶观曾文正公家书，猛然自省，觉得不如彼处甚多”。是什么样的文字可以让近代伟人梁启超抒发这般如获至宝的感慨，莫大的好奇心驱使我开始拜读曾氏文集，从此便与曾氏文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人们常说西方的达芬奇是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宋代的苏轼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大家，那么晚清曾氏也堪称社会科学的集大成者。因此，研读曾氏文字不失为一探国学究竟的终南捷径。曾氏家书融合了其一生的治政、治家、治学之道，用现在的话说，可涵盖管理学、政治学、人才学、教育学、养生学等各个方面。尤其对于读书这一问题，曾氏亦有自己的真知灼见，下面就以读书这一视角来窥见曾氏家书所蕴藏的广袤而深邃的智慧。

首先，在同治元年四月曾氏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他提到了读书可以改变气质，正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气质属于本性之列，涵盖性情品质之义，常言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那么读书缘何可以改变气质呢。原来，书籍可以教给人们自然的、社会的等各方面的知识，可以把前人的成败得失通过文字再现在读者的面前，读者可以从中看出美丑善恶、优劣好坏，从而知道学习什么、弘扬什么、摒弃什么，久而久之，气质在扬弃的潜移默化中发生了有益的变化。比如性情暴躁的人，在看到《三国演义》中张飞因暴躁而鞭打下属，却最终被下属所杀，以致造成蜀国后来不可收拾的局面时应当有所触动，并反思自己的暴躁性格而力求改善。

除上述提到的读书改变气质的观点外，曾氏还就如何读书也表达了自己的诸多见解。其一，读书应有所选择。在咸丰九年四月给儿子的家书中，曾氏提出读书“不可不知所择”。他列举了韩愈、柳宗元等人的例子，这些学问大家所读之书也不过二三十种，又谈到自己所读之书也不过十余种。众所周知，古代出版业较之今日极不发达，那时的读书人已有学海书山的感慨，今日的著书刊行已成为极平常的事，书籍多到已成泛滥的程度，学问也以几何级的速度增长，如何读书求学，本身便成了一门大学问。其他学问暂且不谈，仅就有志于国学的同仁，将这篇家书中所列的韩愈、柳宗元等人所读二三十种书读懂读通，国学根基就差不多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启迪我们，在选读某一领域的书籍时，可着重参考这一领域的学问大家所读之书，精读细读，读懂读通，或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成效。其二，读书之法在看读写作。所谓看，即博览；所谓读，即吟诵。对于这二者的关系，曾氏做了比喻。“看”好比攻城略地；“读”好比驻守所得。“看”好比每天求得未知；“读”好比每天温习已知。简单说就是既要广泛的、迅速的涉猎群书，正如毛泽东同志常说的“人的知识面要宽一些”，同时又要有所选择性的熟读经典，读通读透。其三，读书的要领在格物诚意、体察涵泳。曾氏在给弟弟和儿子的书信中提到读书之要在于格物和诚意，体察和涵泳。所谓格物，就是探究事物的原理，就是致知，就是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所谓诚意，就是知道了事物的道理或原理并身体力行，知一句便行一句。那么格物诚意实际上就是曾氏提到的切己体察，知行合一，这来源于《大学》思想。我们今天的社会中有很多人也可以称的上是博览群书，博学多才，但有时恰是这些学问之人做出了给社会大众增添负能量的行为，原因之一就是某些读书之人没有将所读之书体贴到骨子里去。曾氏说，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不能切实践行书中之理，那读书又有何用？即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也只能算得一个识字的牧猪奴。总之，读书是为了做明理之人，而不是附庸风雅，这一点值得当代人深思。至于所谓涵泳，大概是曾氏所倡导的读书态度，就是要以轻松愉悦的享受心态去读书，要像鱼儿、花草沐浴在阳光春雨般欣然愉悦，不要把读书视为苦事难事，以致生出厌烦甚至抵触情绪。曾氏还教导儿子勿要整日埋首书斋，还要多出门饱看山水，莳花弄草，保持一颗活泼的心，正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其四，读书要勤做札记。这一点与我们今天提倡的读书笔记或读后感不谋而合。较为独到的是，曾氏提出了做札记的两个重要方面，一是记下当时的阅读心得；二是记下当时阅读的疑惑不解之处，随着学问的增长，再读此处时或许会有新的感悟，这一过程要记录下来。这让我想起了毛泽东同志读书的一个习惯，就是在书上圈画批点，据逄先知先生回忆，毛泽东在书中常批有“某年某月初读，某年某月再读，某年某月三读”的字样，所批注的字句常常布满书页中的空白之处。其五，便是曾氏提及读有字之书与无字之书的辩证关系，这一点与毛泽东提倡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有字之书和无字天书”不谋而合。曾氏曾说“绝大学问在家庭日用之间”，意思就是我们不仅要向书本中求知识，还要向社会中求知识，正如《红楼梦》中所言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记得南怀瑾先生曾讲到五四运动前后大力提倡白话文学的缘由，即若要吸收新知识以图救国，就要像西方那样做到语言（说的）和文字（写的）一致，故需要尽快摒弃四书五经中的“之乎者也”。如今我们已置身于白话的世界，“之乎者也”与普通人渐行渐远，同时渐行渐远的还有深邃浩大、以文言形式记载的古代智慧。为此，如何在当今国人与古代智慧宝库之间建立沟通桥梁，让古代圣贤智慧能惠及全民已成为当务之急。令人欣慰的是，领略这些古代圣贤智慧并非需要我们去啃读大部头的经史子集，而是仅从近于白话的曾氏家书中就可以让当代人获得正宗的谆谆教诲，以此来看，曾氏文字作为国学领域的一颗明珠，切实起到了筑梁架桥的功用，这无疑是当代人的一笔宝贵财富。

（本文作者：枣庄市中心支行 马辉）